改变医学的大医生

在医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贡献，名满天下的医学大家有很多。这一章，我将从贡献、精神和带来的理念转变这三个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6位医生，告诉你他们是如何推动医学发展的。

希波克拉底，展示出了医生必备的职业道德—“自律”；威廉·奥斯勒，提出了培养年轻医生的核心理念—“实践”；沃纳·福斯曼，开启了对医学未知领域的“探索”；塞麦尔维斯用“自省”让体系不断自我纠错；伍连德以肉身之躯挽救灾难中的黎民百姓，其“牺牲”精神感人之极；林巧稚则用“人文”之光，彰显职业光芒。

虽然不是每个医生都具备伟大的人格，但这些伟大的医生早已成为所有医生学习的榜样。

第一节 希波克拉底：2500年前的誓言为什么今天还在用？

没有一个医生不知道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很多西方国家，医学院学生在入学，或者毕业即将开始医生的职业生涯时，都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或以它为蓝本的从医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提出者—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帮助人们树立了正确的疾病观，开发了相应的医疗技术，确立了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也因此被视为西方医学奠基人，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

伊利诺斯大学医学中心的希波克拉底雕像33

接下来，我就带你从疾病观的形成、医疗技术的出现、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的确立这三方面，重新见证西方医学的诞生。

正确疾病观的形成

思想体系是所有学科的立足之本，疾病观就是医学的思想体系。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巫医不分的神鬼疾病观认为病都是由神鬼引起的。巫师也充当医生的角色，医生也用一些巫术治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希波克拉底生活的公元前460年一公元前370年，距离现在大约2500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古希腊爱琴海东南部的科斯岛。科斯岛是一个富庶的海岛，位于海湾入口处，地理位置优越，利于航海，当地贸易繁荣、经济发达。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种氛围为西方医学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有这样一个关于希波克拉底的传说。

一天，在科斯岛的贸易市场上，突然有人倒地，意识不清、手脚抽动、口吐白沫。这时，一个巫医挤出人群：“这个人中邪了，他一定是冒犯了神鬼。大家快把他抬到神庙去，祈求神灵饶恕就好了。”

大家刚要照做，就听到一个年轻人的喊声：“这样不对，这个人是大脑出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神鬼惩罚。当务之急是给他嘴里塞上布，免得他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这个年轻人就是希波克拉底。他刚给病人嘴里塞好布，没过一会儿病人就恢复了意识。围观的百姓欢呼起来，巫医仓皇而逃。从此，希波克拉底声名大震，他的行医足迹遍及科斯岛以及岛外很多地区。

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理解了医学和巫术的区别。

从故事中倒地的人的症状可以看出，他患有癫痫，也就是俗称的“羊角风”。现代医学认为癫痫的病理基础是病人的大脑神经元突然异常放电，导致大脑功能出现短暂异常。所以病人会出现抽搐、意识丧失的症状，等到神经元恢复正常，病人也就好了。

但是，当时大家无法解释这个病。面对多数病人抽搐一会儿自然就好了的情况，巫医就会说：“你们看，这是神鬼附体，念咒语能治好他。”过段时间病人再犯病，巫医还有理由：“你们看，这个人又得罪神灵了。”一切解释不清的症状，都被巫师当作神鬼的惩罚。所以对癫痫这个病的态度可以看作是一种“试金石”，来检验人们的疾病观属于“巫”还是“医”。

希波克拉底在科斯岛的悬铃木树下传授医学

希波克拉底认为，所有的病都是人自身出了问题，是一种自然过程，而非由超自然因素或者神鬼所致。他创立了“四体液学说”，该学说认为有4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决定着人的健康状况。如果体液平衡，人就健康；如果不平衡，人就生病。尽管这个学说缺乏科学基础，之后也被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理论取代。但是“四体液学说”伟大之处在于，这种对疾病的认识，把人从神鬼致病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从此以后，人们开始理性地从自身找病因。

希波克拉底帮助人们树立了正确的疾病观，这是医学诞生的第一个标志。

医疗技术的出现

什么样的疾病观就会带来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在神鬼疾病观的指导下，疾病的治疗方法是驱鬼、祈福、祈祷、祭祀等。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带来了食疗、导泻、催吐、放血，用植物、动物毛骨以及矿物质治病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方法可以调节体液平衡。

希波克拉底的这些方法大多缺乏科学依据，所以多数都被我们摒弃了，但是很多现代医疗技术的原型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出现。比如，针对肩关节脱臼的病人，希波克拉底设计出了一种用于治疗的牵引固定床，这种让脱臼复位的原理沿用至今。

再比如，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生已经开始进行伤口缝合、感染组织切除、骨折固定、脓胸引流（用一根引流管，插入感染的胸腔，将胸腔里的脓液引流出来以控制感染）等一些简单的外科操作。这些技术毫无疑问都是现代外科技术的雏形和基础。

这些都是希波克拉底对医学的贡献，也是医学诞生的第二个标志——医疗技术的出现。

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的确立

其实，只要有了正确的疾病观，医疗技术的出现只是早晚问题。但是我认为，空有技术只能培养出手艺人，却很难诞生一门独立的职业。因为一个职业如果缺乏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规范，那么这个行业一定不会得到规范、理性的发展。

希波克拉底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确立了医学的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

希波克拉底预见了医生这个职业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掌握信息的人很可能利用信息优势牟取私利。

这种道德风险在今天快速发展的医学领域尤为明显。医学科学高度专业化，一个人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专业学习与临床实践，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工作后依然每天都要学习。大量的信息构成了医生服务病人的基础，医学分科也越来越细，不同学科的医生未必能确切地掌握其他科的信息。获取这种信息对于外行人来说就更是一道极高的门槛，所以医生和病人处于一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能约束医生行为的规范，那么医生很可能会利用知识不当获利，就会有道德风险。

在大约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以誓言的形式确立了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即《希波克拉底誓言》。

誓言的第一版原文比较长，以下为节选的关键部分：

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注1〕

这个誓言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尊重老师、不伤害病人、不以职谋私、保护隐私。这不正是很多职业必须坚守的职业规范吗？比如教师、律师、法官、会计师、审计师……这些以技术为主要服务形式的职业，都可以参照这个誓言中所说的道德准则。

所以希波克拉底的伟大之处不只在于把“医”与“巫”分离，为西方医学奠定了基础，还在于他意识到了职业的危险，并且提出了伟大的职业规范一一自律。自律不是医生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这个行业的职业要求。

这就是医学诞生的第三个标志——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

但是客观地说，这个誓言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这个誓言的基础上修改制定了医生行业正式的道德规范——《日内瓦宣言》，并在此之后每隔10年重新评估、修改，以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到今天，《希波克拉底誓言》已经经过了8次修改。〔注2〕

中国虽然没有照搬这个誓言，但是中国的医生、护士也同样以宣誓的形式，承诺遵守职业道德规范。除了行业自律的誓言之外，各个国家也制定出各种法律、规范、指南，让医疗这一行为越来越规范。一个掌握信息优势的技术群体，只有严格自律、不伤害他人、不谋私，才能真正地履行职责。这也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带给我们的启示。

历经2500年，这个誓言依旧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医学如何发展，不论时空如何转换，医学的精神永远不会变。

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馈。一一雨果

[1]　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2]　Parsaparsi R W.The Revised Declaration of Geneva:a modern-day physician's pledge 【J】.Jama，2017,318（20）：1971-1972.

第二节 威廉·奥斯勒：实践为什么成为医学的核心理念？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有读不完的大部头：《生理学》《生物化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微生物学》《内科学》《外科学》………把这些书摞在一起，肯定比几个人的身高加起来还高。但是学了这么多理论，就会看病了吗？

理论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差距。实践则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它是临床医学的核心理念。奠定现代医学教育基础，用实践理念去培养年轻医生的人，就是这一节的主人公——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医生，他被尊为“现代医学之父”。

“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医生

奥斯勒对现代医学的贡献，不只在于他在医学上的重要发现以及他崇高的职业精神和人格特质，更在于他以实践培养年轻医生的教育理念。有人说，美国能成为医学强国，奥斯勒开创的医学教育模式功不可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美国医学教育的典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2013年的评选结果显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全美研究型医学院中排名第二，〔注1〕其主要教学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从1991年到2011年每年都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美国排名第一的医学院。

奥斯勒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位医学教授，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第一位首席医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教育模式，就源于奥斯勒的设想。

用实践理念培养医生

1849年，奥斯勒出生于加拿大。后来，他来到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教育管理工作。他意识到，北美当时的医学教育体系存在很大弊端——医学生在医学院学的理论知识，不能直接运用在医院的实践中。

医学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每个病人都不同，而且即便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用同一种治疗方法、同一种药，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医学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凭一套生硬的理论去行医，是不可能服务好病人的。

学校和医院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显然不利于年轻医生的成长。于是，奥斯勒潜心研究了适合医学这个特殊行业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以下解决问题的方案。

首先，他建立了“床边教学”制度，就是医学生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到病房进行临床实习，边学习理论边实践。天天和病人在一起，认真观察病情变化，想不成长都难。奥斯勒说：“学习医学，如果没有书本的学习，就像没有航海图来导引海上航行；如果没有病人，就像你根本没有出航。”〔注2〕“多跟病人说说话，病人的语言就揭示了诊断。”〔注3〕只有反复实践，见多识广，医生才可以在不确定的临床医学面前，给病人最好的治疗效果。

其次，如果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直接被分配到不同水平的医院，那么他们今后技术进步和能力发展的程度也势必不同。如果不幸被分配到水平较差的医院，年轻医生的职业和技能发展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奥斯勒建立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医学院的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须继续进行规范化培训，不仅要培训医学知识、病人管理能力、沟通技巧、实践技能、多学科协作能力，还要培训科研能力、教学能力和职业精神。年轻医生具备了标准化能力之后，再开始服务病人，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病人负责。

这一制度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施行。在美国，内科系统的医生要经过3~5年的规范化培训，外科系统的医生要经过5~7年规范化培训。培训期间，这些医生的吃住几乎都在医院。中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就参考了奥斯勒医生提出的培训制度，医学院的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要先在国家规定的、具有培训资格的大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继续从医。

奥斯勒终生都在推行用实践培养医生的理念、“床边教学”制度和规范化培训。实践是临床医学的核心理念，他在理论和诊断之间，理论和临床治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如今，全世界各个领域的医生都在体系化的医学教育模式中，在实践的理念下不断成长。

实践——理论和诊断之间的桥梁

一天，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因为体重快速下降、虚弱、乏力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悉达多·穆克吉医生那里就诊。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同时出现这几个症状，医生首先会考虑癌症的可能。所以，穆克吉医生给病人做了全面、详细的检查：抽血、CT、超声、胃镜、肠镜……但是没有发现癌症的迹象，也没有诊断出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病。

有一天，穆克吉路过咖啡厅的时候，不经意看到这个病人正在和一个瘾君子亲密交谈。回到医院后，他马上建议病人做了艾滋病的相关检查。结果证实，这位病人是位艾滋病患者。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多年的医学实践经验告诉穆克吉：这个病人和瘾君子走得这么近，很可能也吸毒。很多吸毒的人有共用注射器的习惯，这样很容易互相传播艾滋病。艾滋病早期的病人有疲乏、食欲下降、消瘦的表现，与这名患者的所有症状都符合。〔注4〕

这个病例说明，在诊断阶段，实际情况远比理论复杂得多。理论上只要符合疾病相应的诊断依据，就可以诊断了。但是现实中用于诊断的证据与线索不会自己跳出来，这需要医生去挖掘、梳理。除此之外，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性的因素也远比我们想的复杂。有些病人会故意隐瞒病情，隐瞒性倾向，隐瞒心理问题，隐瞒家族病史、接触史，隐瞒致病的真正原因等。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搜集到的信息和指标甚至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客观检查的数据和指标也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理论上细菌感染的病人由于炎症反应，白细胞计数应该增高，但是经常会遇到严重感染但白细胞计数正常甚至降低的病人。比如理论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会表现为心前区疼痛，但是经常有老年人因上腹疼痛、胳膊或者咽部不适等症状来就诊却最终确诊为心肌梗死。再比如，一个异位妊娠（宫外孕）、大出血的女性，可能会因为隐私，而隐瞒她的性生活史和月经史。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给临床医学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没有任何一个公式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病人身上。医生诊断需要剥丝抽茧，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到关键证据。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实践，搭起了理论和诊断之间的桥梁。

治疗一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对于治疗，实践就更重要了。

举例来说，肺内的小结节〔注5〕有的时候需要进行穿刺活检，明确它的病理性质，从而提高诊断正确率。

但是人是一个活体，结节的生长部位不同，穿刺难度也不同。肺里的结节还会随着呼吸和心跳移动，这些因素都会给穿刺带来一定难度，医生能看得到，却未必能够穿刺到。

如果结节长在肺的边缘，很多医生都可以穿刺成功，但是下面这个病例的结节长在肺内非常深的位置，而且最难的是，它不仅会随着呼吸移动，而且紧邻主动脉、静脉、食管和心脏。在穿刺的时候，如果病人剧烈咳嗽或者医生的手稍微一抖，后果将不堪设想。

肺部结节紧挨主动脉　穿刺针准确刺入结节

这个时候，任何理论都只是基础，必须寻找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个肺的主人前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找到了柳晨医生。

柳晨医生在手术前认真地叮嘱病人：“千万别咳嗽，你坚持一下，我一定帮你穿刺成功。”在CT引导下，柳晨医生慢慢进针，针尖逐步深入，就像带了导航一样，准确无误地刺进了这个几乎没人敢穿刺的小结节里。

医学界有人将柳晨医生称为“中国穿刺第一针”“针尖上的战神”。只要是影像上能看到的结节，他就能成功穿刺到。柳晨医生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技术，靠的就是丰富的实践。他读过几万张影像学片子，每天都在不断地实践。在每一个结节穿刺之前，他都能立刻在大脑中构建出这个结节的三维空间位置、结构，以及穿刺路径。他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临床实践。丰富的实践经验让他的治疗技术得以不断提高。柳晨医生经常对其他医生说：“穿刺靠的是实践，靠的是在大脑中本能地形成三维立体图像，靠的是‘空间感’和‘针感’，也就是穿刺过程中穿刺针穿过不同组织传递给手心的感觉。”

今天的每一项治疗技术都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比如，断肢再植的手术要在显微镜下精细地缝合血管、神经、组织，还要保证缝合后的血液供应，避免断肢缺血时间过久造成坏死。心脏搭桥手术要取一段其他位置的血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精确跨过病变血管，搭建另一条“确切吻合”的通道。若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任何治疗技术都不可能做到精益求精。

现代医学以理论为基础，以奥斯勒医生倡导的实践作为核心理念。医生只有经过不断实践，才能成为病人的忠实服务者。

为医学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奥斯勒医生70岁时死于肺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捐献出来，供年轻医生解剖研究。这是他为培养年轻医生做出的最后努力。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把临床体系与学院的实习教学结合起来。我的墓志铭不要别的，只说我在病房中教导学生即可。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做过最有用、最重要的事。”〔注6〕

医生为什么不断实践？因为必须用他的确定，尽量对冲医学的不确定。

[1]　Best Graduate Schools |Top Graduate Programs IUS News Education 【EB/OL】.【2013-06-24】

[2]　威廉·奥斯勒。生活之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Amy Tuteur.Doctor,listen to your patient 【EB/OL】.http://www.skepticalob.com/2009/06/doctor-listen-to-your-patient.html，2009-6-4.

[4]　悉达多·穆克吉。医学的真相：医生如何在不确定信息下做出正确决策【M】.潘斓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5] 小的局灶性、类圆形、影像学表现密度增高的直径小于3厘米的阴影称为结节。

[6]　威廉·奥斯勒。生活之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第三节 沃纳·福斯曼：医疗禁区是如何一个一个被打破的？

人类在探索禁区的过程中，有两个领域最特殊，一个是太空探索，另外一个就是医学探索。它们具备三个共性：

第一，对研究对象知之甚少，过程充满风险。

第二，无论前期做过多少实验，得出多少数据，最终都要在真人身上验证。

第三，凯旋与悲剧同行，一旦成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一旦失败，受试者就可能粉身碎骨。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乘“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人类向着太空这个曾经的禁区，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是探索太空禁区的过程并不总是这么幸运。1967年，加加林的同事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 Komarov）乘坐的飞船坠毁。当营救人员找到飞船残骸的时候，只找到了科马洛夫脚上的一根骨头，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烧成了脸盆大小的一团焦炭。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成功，也有无数的失败。

那么在探索医学禁区的过程中，人们遇到过哪些困难？医学上的禁区又是怎样被打破的呢？

打破心脏禁区的医生

沃纳·福斯曼是探索医学禁区的代表人物，他曾把导管亲手插到了自己的心脏里，打破了医疗上的一个禁区。

在过去，心脏就是医疗禁区，人们虽然通过解剖动物或者人的尸体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心脏的结构，但是用这样粗浅的认知给病人诊断或者治疗，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因为医生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测量心脏的内部数据，了解心脏的功能，才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心脏，从而为病人提供更可靠的诊断和治疗。

1929年，25岁的福斯曼在德国一家医院当外科医生。他想，能不能通过血管把导管插到人的心脏里呢？此前确实有人在动物身上成功地实施过这项实验，但是在人身上没有先例。福斯曼和同事商量：“你们说，我把这根管子插到我自己的心脏里行不行？”大家都不同意，说：“你疯了？管子进心脏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心律失常，会要你命的。”但福斯曼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

后来他成功地说服了一位负责看管手术室的护士作为他的“实验对象”。于是，两人悄悄地溜进了手术室。护士躺在手术台上闭着眼睛，等待福斯曼切开她的血管。但当她睁开眼睛时，却发现福斯曼躺在另一个手术台上，他已经用刀切开了自己胳膊上的血管。原来福斯曼说用护士做实验是假，借用她看管的手术室才是真。之后，福斯曼逆着自己胳膊上的静脉血管小心翼翼地插入了一根管子。当他插到65厘米时，护士给他拍了一张X光片。〔注1〕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导管插到活人的心脏里。

完成这次实验后，福斯曼发表了许多关于向心脏内部插入导管开展研究的论文，但是他遭到了集体攻击，甚至有人对他说：“你是个疯子，这是马戏团的小丑才玩的把戏。”不久之后，医院把福斯曼开除了。但是他对心脏禁区的探索，让人们不用切开心脏就可以研究心脏内部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得出更精确的诊断。

福斯曼（左）与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心脏导管X光片（右）

几十年后，美国的两位医生在福斯曼的研究基础上，开发出了心脏导管技术。1956年，福斯曼和这两位美国科学家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福斯曼的探索终于得到了认可并给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医学探索的三个困境及解决办法

医学研究的是活体，这就决定了对医学禁区的探索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技术规范困境。

虽然福斯曼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十年才得到认可和应用，但他的冒险仍然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的实验结果可能根本没有价值，而且这种自体试验一旦失败，很可能带来受试者死亡的结局。

以前，医学研究缺乏技术规范。为了减少对病人的伤害，很多医生会先做自体试验，就像福斯曼医生那样。因为这样做大不了是搭上自己的一条命，不会损伤病人或者志愿者的利益。

今天，医学领域不再提倡这种自体试验了，而是制定了严格的技术流程和规范，保证受试者的安全。比如，新药要通过审批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药监部门相应地制定出了一整套适用于临床试验的流程：先说清楚毒理并进行过足够多的动物实验证明安全后，才能让健康的志愿者试用，最后才会在足够样本量的病人身上开展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进一步验证。

严格的技术规范，既保证了受试者的安全，又让医学研究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逐步解决了禁区探索的第一个困境。

第二个困境：伦理困境。

在医学上，只要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一定会有人进行探索。而探索过程中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福斯曼的困境来自技术，有些探索的困境则来自伦理。

比如，对性医学这个禁区的探索就面临着巨大的伦理和道德困境。实验者和实验对象都可能遭到道德上的抨击。怎么平息这种道德和伦理压力？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研究方法越科学，也就越有可能克服这种困境。

20世纪中期，美国一名男性妇产科医生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研究了性高潮。

马斯特斯认为，如果连人类怎么繁衍都毫不了解，还谈什么更好的治疗呢？只有从医学领域探寻性活动的本质，用科学方法找到性活动及性高潮的生理基础和数据，才能得到关于性活动真正的、客观的医学解释。这才能为研究人类繁衍以及治疗性功能障碍提供科学数据。

马斯特斯在打破性医学这个禁区时就用了科学的实验手段。他先研究了自己和女朋友的身体，后来他在志愿者身上贴电极片，绑上血压袖带，连上监测仪器，记录性爱过程中心率、呼吸、血压等数据的变化。为了观察女性性器官的变化，他还在女性自慰器上装上微型摄像头，记录自慰过程中阴道壁的变化。在长达10多年的研究中，他对382名女性和312名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观察，记录了上万次的性高潮数据。

马斯特斯利用科学的生理数据，从心率、呼吸、血压等角度，验证了什么是性高潮。比如，他认为阴道高潮和阴蒂高潮产生的生理反应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种高潮按照生理指标是无法区分的。

尽管马斯特斯在实验过程中背负了大量的骂名和巨大的社会压力，但是他用科学的数据第一次探索了性医学的禁区，并得到了关键性的突破。他先后完成了《人类性反应》（Human Sexual Response，1966）及《人类性功能障碍》（Human Sexual Inadequacy，1970）两本著作。他的研究数据直到今天都被看作性医学研究中的重要进展，对治疗性功能障碍性疾病以及研究人类性行为都有巨大价值。

今天，为了解决伦理问题，世界医学会已经制定了严谨的医学研究伦理规范，各大医院也都有各自的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以规范医学伦理问题。比如，规定只有符合医学目的的人体试验才是正当的，受试者需知情、同意，需对人体受试者进行保护，要为特殊受试者制定特殊的伦理规则。

医学用技术规范和伦理规范解决了医学禁区探索的两大困境一一技术规范困境和伦理困境。但是，医学研究的复杂性远远不止这些，在探索禁区的过程里，时刻都会有新情况出现。

比如前文提到，为了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新药审批要求必须完成足够的人体试验，充分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后才能上市。那么，患有罕见病的病人怎么办？也许等到凑够了人体试验的人数，患病的人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再比如，对于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病人等着新药救命，如果按照严格的新药研发、审批流程，可能要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些病人可能就会在等待过程中丧失生命。这就是医学探索面临的第三个困境。

第三个困境：特殊的现实困境。

针对特殊的情况，监管部门制定了特殊规范，鼓励医学探索的开展。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CFDA）于2017年5月发布了《关于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加快新药医疗器械上市审评审批的相关政策》。该文件指出：

一、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对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的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解决临床需求具有重大意义的药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早期、中期指标显示疗效并可预测其临床价值的，可有条件批准上市。申请人要制订风险管控计划，按要求开展确证性临床试验并完成批件中规定的研究内容。鼓励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给予优先审评审批。

二、支持罕见病治疗药物和医疗器械研发。由卫生计生部门公布罕见病目录，建立罕见病患者注册登记制度。罕见病治疗药物和医疗器械申请人可提出减免临床试验申请，加快罕见病用药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对于国外已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物和医疗器械，可有条件批准上市，上市后在规定时间内补做相关研究。

这么做的目的，是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为罕见病患者尤其是那些可能因为缺乏药物而危及生命的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禁区需要被打破，我们也仍然会遇到特殊的困境。但是毫无疑问，凡是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的探索，都是值得被鼓励和支持的。

光明和阴影从来都是相伴而行的，当太阳升得越高，阴影的面积也就越小。

[1]　Forssmann W G, Hirsch J R.50 years Nobel Pize:Werner Forssmann and the issue of commemorative stamps【J】. European Journal of Mecdical Resarch.2006， 11(10）：406-408.

第四节 塞麦尔维斯：如何纠正体系的无知之错？

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在他的《清单革命》中表示，人类的错误分成两类：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指因没有掌握正确知识而犯的错。无能之错是指有了知识而没有正确运用所犯的错。很多时候，人们发现无知之错比无能之错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1954年1月10日，英国海外航空781号航班在地中海上空发生解体，机上35人无一幸存。

事故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发现，该空难的罪魁祸首竟然和压力舱顶部的窗户设计相关。这架飞机窗户为方形，使用的是不透明玻璃纤维板，且采用了冲压铆合。这些主要的设计缺陷，导致了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应力让尖锐的角部首先出现破裂，最终导致机身解体。〔注1〕

这一设计上的错误是认知局限带来的，属于无知之错。无知之错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一旦纠正错误，带来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今天乘坐的所有飞机，舱门和窗户都改成了椭圆形，玻璃材质和铆合技术都重新设计，安全系数也就大大提高了。

“母亲的救星”塞麦尔维斯医生

同样，医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很多无知之错，很多医生通过发现和纠正无知之错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其中一位，就是接下来要讲到的被誉为“手卫生之父”“母亲的救星”的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兹·菲利普·塞麦尔维斯。

产妇死亡之谜

19世纪中叶，塞麦尔维斯是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的一名产科医生。维也纳总医院是当地最大、最好的医院，每年有6000~7000个孩子在这家医院出生。

一天早上，塞麦尔维斯在病房门口被一个孕妇拦住了。这个孕妇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医生，我求求你，千万别让我住在一病区。”〔注2〕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维也纳总医院有两个产科病区，两个病区的规模差不多，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也差不多。但是，一病区产妇的死亡率非常高。根据当时的统计，1840-1846年，一病区和二病区各自收治了大约2万名产妇。但是，一病区有将近4000名产妇死亡，而二病区只有700名左右的产妇死亡。

这些产妇都曾出现寒战、高热、呼吸困难等症状，几天就去世了。这种病就是产褥热。现代医学已经知道产褥热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细菌经过产道进入人体，引起严重的感染、休克、器官衰竭，导致死亡。

但是，当时医学界根本不知道细菌的存在，更不知道感染是怎么回事。塞麦尔维斯在他的书中写道：“数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告诉我们，产妇是死于一种看不见的传染病，原因可能是空气的变化或外层空间的影响，或地球本身的移动，如地震。”塞麦尔维斯记录的是当时医学界的普遍看法。

在整个理论体系都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很难有人能跳出桎梏，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审视和发现这种无知之错。

但塞麦尔维斯其实并不认可医学界的这种说法，可他也找不到发病的原因。他调查了产房的通风情况、床位之间的距离、产妇摄取的营养，观察了一病区负责接产的医生和二病区负责接产的助产士的接生手法、姿势，甚至连两个病区产妇的宗教信仰都调查了，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塞麦尔维斯写道：“这使我如此痛苦，生活似乎毫无价值。”

医院的洗手革命

这时，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情为塞麦尔维斯提供了新的思路。一个医生在给死亡的产妇做尸体解剖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之后这个医生也出现了与产褥热一样的症状，很快就死了。

塞麦尔维斯想：会不会是尸体上的什么“毒”通过伤口进入了这个医生的身体，导致了他的死亡呢？因为一病区接产的医生通常会在解剖尸体后检查刚生产完的产妇，而二病区接产的助产士从来不参与尸体解剖。一定是医生在做完尸体解剖后不洗手，把这种“毒”传给了产妇。所以一病区产妇的死亡率才会比二病区高这么多。

于是，塞麦尔维斯要求每个医生或护士必须用含有漂白粉的水洗手之后再去接生。这一措施的效果可以用奇迹来形容。1847年4月，维也纳总医院的产妇死亡率为18.3%，5月中旬开始洗手后，6月的死亡率下降到2.2%，死亡率下降了约90%。

1823年维也纳总医院开展病理解剖后，开始出现产妇病死率上升趋势，1847年5月实行洗手制度之后，产妇病死率直线下降

到此，塞麦尔维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验证了引起产褥热的原因——尸体上的“毒”。只要经过严格洗手这项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预防产褥热，他发现并且亲自纠正了体系的无知之错。1861年，塞麦尔维斯将他的发现整理后，发表了医学著作《产褥热的概念、病因及预防》。

170多年前，在医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能有这样一种医学突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纠正无知之错靠提高整体认知

那么现如今在医学体系内部，有没有一种发现和纠正无知之错的科学方法呢？

有。

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案例中塞麦尔维斯之所以能意识到体系内部出了问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医院分了两个病区，而且两个病区之间的死亡率有显著差异。假设维也纳总医院只有一个病区，或者两个病区死亡率接近，那么恐怕再天才的医生也很难去怀疑产妇的高病死率是体系内部问题导致的，只能继续被无知之错支配。

两个病区之间病死率的对比，就类似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循证医学中的对照研究。对照研究得出的结论只是循证医学五级证据里面级别较低的证据。在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来判断某项治疗或者某项措施是否真的能让病人获益。我们还可以综合评价世界上可靠的研究结论，制定措施或者治疗方法，这样也就大大地降低了无知之错。

沿袭已久的做法或者经验中，很可能存在着无知之错，只有通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研究，才可以发现并且避免它们。

但是有了科学的方法也未必能纠正无知之错。

1850年，塞麦尔维斯宣布了他的发现。但是他等来的不是欢呼，而是集体攻击。后来他丢了工作，还因为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被精神病院的保安用棍棒打死，终年47岁。

塞麦尔维斯曾说：“蓦然回首，我只期待能有一天消灭这种产褥感染，用这样的快乐来驱散我的悲哀。然而事与愿违，我虽然不能目睹这幸福的时刻，但我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塞麦尔维斯的行为是自我纠错、自我揭短，颠覆了当时的权威认知，才受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医学整体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纠正无知之错的根本。

在塞麦尔维斯那个时代，关于传染病，整个医学体系内部所有的人要么认为是“瘴气”或者是外层空间出问题了，要么认为是体液不平衡，是人体内部出问题了。这些理论带来的认知，显然无助于认识和纠正无知之错。

后来，人类在显微镜下清晰地看到了细菌——这也就是塞麦尔维斯所说的尸体的“毒”；再后来，路易斯·巴斯德和约瑟夫·李斯特奠定了微生物理论的基础，证明了细菌可以传染疾病，严格的消毒和防护，可以有效避免交叉感染。这才提高了人们对于感染性疾病的整体认知。

只有医学整体认知水平提高了，才是消除无知之错的根本。

一旦无知之错被发现，随之带来的就是巨大的突破。

在今天，洗手已成为各医院的基本要求，并且有一套标准方法。

医院规定在接触病人前、无菌操作前、接触病人后、接触病人环境后、接触病人血液或体液后这5个重要时刻，医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方法洗手。这样不仅可以保护病人，还能保护医务人员自己，也减少了交叉感染的机会。在特殊场所，比如手术室、产房，医务人员正确洗手率必须达到100%。除此之外，还有严格的消毒制度、医院感染防控制度、标准化防护措施、抗生素预防与合理使用原则、外科手术中的无菌原则等严格的制度来规范医疗行为，避免和降低医院内感染的发生。

医学的路，永远在纠错中前行。不懂得吸取教训的人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只有直面错误，改正错误，并将其内化为属于自己系统内的原则，才能保持进步和成长。

我们习惯于为进步欢呼，却时常忽略了它背后有过多少错误。

[1]　①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ivil Aviation.Civil aircraft accident:report of the court of inquiry into the accidents to Comet G-ALYP on 10th January，1954 and Comet G-ALYY on 8th April，1954【R】.1955.

[2]　①Ignaz Semmelweis.Etiology,Concept and Prophylaxis of Childbed Fever 【M】.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3.

第五节 伍连德：公共卫生如何战胜大规模传染病？〔注1〕

你一定听过中华医学会、哈尔滨医科大学、解放军202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些医院或者机构的前身都是由一位曾经为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做过巨大贡献的医生——伍连德创建的。〔注2〕

伍连德字星联，他是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之一，是第一个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梁启超曾经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注3〕不过这一节，我们不讲伍连德的学术贡献，也不说他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遗憾，更不说他主持筹建的医院和组织。我们要看的是，伍连德如何使用科学的公共卫生手段，战胜1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那场惨绝人寰的鼠疫的。

伍连德博士

“肉身”抗击东北肺鼠疫

1910年10月25日，两个皮毛贩子从俄国来到满洲里，投宿在一家叫作“魁生元”的小旅馆里。当天晚上，这两个人开始发高烧、剧烈地咳嗽，并大口大口地咯血，第二天人就死了，身上还布满了瘀斑。又过了两天，和他们同住一家客栈的另外两位旅客也病了，旅店老板不久后在客房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他们浑身青紫，地面上有大量的血痰。

你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场触之即死的烈性瘟疫，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引起当时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的关注。不到两个月，这场瘟疫沿着中东铁路，经过海拉尔、齐齐哈尔，到大庆，到哈尔滨，到长春，再到奉天（今天的沈阳），朝着北京如野火燎原般地迅速蔓延开来。

这个时候，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也必须倾全国之力遏制瘟疫。

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曾经在西方做过传染病研究的伍连德医生临危受命，被清政府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来到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在地下室秘密解剖研究因为瘟疫死亡的尸体，显微镜下的发现让他大惊失色。他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细菌——鼠疫杆菌。但是鼠疫主要是通过老鼠传染给人的，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大地已经天寒地冻，很少有老鼠活动，疫情怎么会传播得这么快？伍连德推测，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所以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他给这个病起了一个名字——肺鼠疫。在东北，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是门窗紧闭，因此，只要家里有人感染，全家都在劫难逃。当时的哈尔滨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正面临灭城之灾。

大规模传染病的控制原则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瘟疫在早期根本无法治疗。比如天花、霍乱，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SARS，近些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再比如这场鼠疫。治疗鼠疫的特效药——链霉素是在1943年才有的，也就是说，伍连德当时根本无药可用。

当时，无论是百姓还是行政长官，对传染病可谓一无所知。老百姓只知道发生了瘟疫，能逃走的都逃走了。不能逃走的，家里有了病人，一般都隐瞒不报，或者到了晚上偷偷地把病危的病人扔在街上。地方长官对于疫情防控也根本没有经验，在瘟疫突然到来的时候根本无力防控。当时的防疫之难可想而知。

伍连德采用了以下三个原则控制鼠疫。

第一，管理传染源。

肺鼠疫的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所以伍连德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处理，先是用炸药炸出一个掩埋尸体的坑，然后每100个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

第二，切断传播途径。

肺鼠疫是主要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为了切断肺鼠疫的传播途径，伍连德采取了减少人员流动和隔离的方法。他从长春抽调了1160名士兵进行交通管制，不让任何人穿越封锁线。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相继停驶。他在山海关设立了检疫所，凡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停留5天，接受隔离观察。伍连德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病毒传播。同时他又将防疫医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几种，按照病情的轻重程度收治病人。这样一来，在为不同病情的病人进行治疗的同时，还阻断了交叉感染。

第三，保护易感人群。

由于接触到病人就容易被感染，所以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易感人群。伍连德发明口罩，对感染人群以及疑似感染人群居住的房屋和环境进行消毒，将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进行隔离，对因肺鼠疫死亡的尸体进行焚烧和掩埋处理，同时进行交通管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易感人群和传染源接触，直接或者间接地保护了易感人群。

在伍连德推行的这种科学、规范的防控措施下，不到4个月的时间——1911年3月1日，肺鼠疫死亡人数零报告，防疫总部内的人们人声鼎沸，相拥而泣。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有6万人在这次鼠疫中丧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一个月后，“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1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伍连德任大会主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中国本土举办的世界学术会议。2年后，伍连德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旱獭与鼠疫关系的调查》，以发现肺鼠疫、战胜肺鼠疫扬名天下。〔注4〕

防控不以明确病原体为必需前提

这个案例也在防控不明原因、烈性、极速扩散的传染病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治疗普通疾病，首先要准确了解病因、病原体、发病机制。机制研究得越透彻，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但是突如其来的烈性传染病不同。在突如其来的烈性传染病面前，如果能迅速找到病原体，无疑对整个疫情的控制非常有利。伍连德第一时间找到了鼠疫杆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如果在疫情早期无法明确病原体，或者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怎么办？比如中国2003年暴发的SARS。

在危急的时候，现实可能不允许我们在完全了解病原体之后再采取行动。所以在面对病原体不明的烈性传染病时，我们需要迅速判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是通过飞沫等造成的呼吸道传染，还是通过食物、饮水系统造成的消化道传染病。了解传播途径后，我们才可能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如果是通过飞沫传播，那么我们应该借鉴伍连德的案例，按照切断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途径的方法进行管理。如果是水系污染导致的消化道传染病（比如霍乱），那么防控重点就应该是处理饮用水、垃圾、粪便，管理食品安全与河道排放，等等。传播途径不同，群体防控的重点也不同。

掌握了传播途径，还要了解疾病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危害程度也决定了防控的级别和程度。如果是大规模、致死性、烈性传染病，应该启动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防控。

所以防控大规模、原因不明的烈性传染病，不能以确切了解病原体为必要前提，而是应该迅速判断疾病的传播途径和可能导致的危害。这也是防控的第一个层面。

一旦明确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就到了防控的第二个层面：迅速实施科学的防控措施——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将病人按照感染者、可疑感染者和病情严重进行分类隔离，既减少了相互传染，避免了疫情扩大，同时也可以对感染者悉心照护，这也体现了在重大疫情面前医学的关爱。

伍连德用肉身之躯，阻遏了中国肺鼠疫的进一步蔓延，他当时采用的防控措施，在今天依然适用于各种烈性传染病的控制，他是中国检疫、防疫的先驱者之一。

伍连德是我最敬重的医生，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他深爱着中国这片他曾经为之奋斗的土地，直到离世前他一直都在说：“我是个中国人。”

如果找不到无序的理由，那就先用规则去恢复有序。

[1]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下）【M】.程光胜，马学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2]　孙彦.伍连德对中华医学会创建和近代医学的贡献【J】.国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5,39（2）122-124.远明.伍连德与中华医学会的创立【J】.医学与哲学，2011,32（23）：73-75.

[3]　礼露.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4]　云南疾控资讯网。哈尔滨1910年鼠疫事件回顾：每日数百人死亡【EB/OL】.2011-01-15】.http://www.yncdc.cn/newsView.aspx？id=91490.

第六节 林巧稚：为什么现在女医生那么多？〔注1〕

每一所医院都有很多女医生，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在170年前，现代医学体系下是没有女医生的，当时很多专业领域都对女性存有偏见。

资料显示，西方现代医学体系建立后的第一位女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当初在报考医学院时，被绝大多数医学院以“医生是一门艰难的职业，不适合女性”为由拒绝。成绩优异的她不得不上了一个在当时不是很有名的医学院。1849年她获得医学学位，在找工作时，她又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各个医院拒绝她的理由与报考医学院时几乎一致。〔注2〕

在近百年前的中国，女性从医同样也面临着困难。这一节的主人公——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中国籍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女士，不仅跨越重重阻碍成为一名医生，更向人们证明了女性在医疗岗位上同样可以做出优秀的成绩。林巧稚是中国女医生的表率，是中国医生的表率。

为中国医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女医生

1901年，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5岁时，在目睹母亲因妇科癌症离开人世的悲剧后，她立志用医学拯救病痛中的人。1921年，林巧稚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当时乃至今天，它都是中国最好的医学教育机构之一。那时，协和医学院一届只招收25人，能被录取的人凤毛麟角。在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中，林巧稚的成绩遥遥领先，而且拿到了协和医学院的最高奖学金“文海奖”。1929年，林巧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

培养医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源，被培养者也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在那个以男医生为绝对主力的时代，女性从医要破除社会偏见、克服家庭压力，要摆脱观念的束缚。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只能选其一。所以林巧稚毕业留院时，医院给她的聘书是这样写的：“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当时，包括林巧稚在内的几位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都终身未嫁。虽然后来这项规定取消了，但是为了事业，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单身。

留院后的住院医师培训相当严格和辛苦，林巧稚吃住都在医院。

半年后，她被破格提升为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总医师。按照常规，一般的医生要工作5年才可能得到这个提升。后来，林巧稚又先后远赴欧洲和美国进修学习。

1940年，39岁的林巧稚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她是该医院建院以来，第一位担任妇产科主任的中国医生。北京协和医院最初是由美国人建立的，医院的专家、主任等大多以外国人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巧稚的事业达到巅峰。1955年，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学部委员，也就是女院士。

中国妇产科学的开创者

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不仅如此，她还具备了大医生的全部特质。

首先，学术贡献。

为了得到中国妇女骨盆尺寸的正确数值，她检索和查阅了上万份病例，以期让女人生孩子更安全。她在治疗胎儿宫内呼吸窘迫、女性盆腔疾病、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她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宫颈癌筛查。这项举措让宫颈癌早期发现率提升了大约8倍。她还对其他常见的妇科肿瘤进行了探索研究，从而降低了这些疾病的病死率。她在将近80岁的时候，仍然在病床上完成了50万字的著作《妇科肿瘤学》。

其次，职业精神。1962年，林巧稚医生收到一封来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是怀了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孩子。——内蒙古包头焦海棠。”

林巧稚医生立刻想到，前面几个孩子夭折的原因一定是严重的新生儿溶血症〔注3〕，在当时的中国，新生儿溶血症的严重病例还没有一个存活的先例，全世界也只有少数病例得到治愈。

林巧稚让焦海棠来北京，她亲自为焦海棠接生。生产过程非常顺利，焦海棠生下了一个5斤8两的男婴。但几个小时后，最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孩子出现了致命性的新生儿溶血症，皮肤迅速变黄。

林巧稚在此之前已经检索了大量文献，研究了世界上新生儿溶血症的治疗进展。她知道要想治愈这个孩子就必须对其进行换血，但是应该怎么换？换多少？用什么速度换？换血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这些都没有先例可循。

林巧稚和内科、外科、儿科、病理科的专家一起讨论后决定，为了救婴儿的命，她亲自冒险给孩子换血。林巧稚守在孩子床边，小心翼翼地每分钟给孩子抽出15毫升病血，然后再输回8毫升健康的血，就这么一管一管地换，最后她给孩子换了400毫升血。通过换血，孩子的皮肤也越来越红润了。按照这个做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林巧稚又给孩子换了两次血，每次400毫升。最终她救活了这个孩子。直到今天，换血疗法仍然是严重新生儿溶血症的一个有效的救治方法。

孩子的妈妈焦海棠后来回忆：“特别辛苦。整整7天，林巧稚医生不离开孩子，什么都是她管。”为了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感谢林巧稚医生，焦海棠给孩子取名王协和〔注4〕。

最后，职业道德。

她看病不看人，不论病人身份高低，林巧稚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每一位病人。有时候，护士会提醒她待诊室里有正在等候的特殊病人。护士说的特殊，是指病人的地位显赫。这时，林巧稚总会回答：“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林巧稚虽然一生未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亲自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被称为“万婴之母”。水稻之父袁隆平是林巧稚接生的，冰心的孩子和林徽因的孩子都是林巧稚接生的，但是她接生的更多的还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孩子。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在中国的医学界，林巧稚医生永远是医生学习的榜样。

女医生的独特优势

林巧稚的事迹告诉我们：女医生不仅不逊色于男医生，还拥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第一，女性从医，支持了患者的选择权。

病人看病时会有各种考虑，比如隐私、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顾忌；有的人认为女医生温和细致，会优先考虑让女医生看病。所以女医生多了，支持了患者对医生性别的选择权。

来自英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选择妇产科医生时，51.7%的女性没有性别选择倾向，44.6%的女性倾向于选择女妇产科医生，3.7%的女性更希望选择男妇科医生。〔注5〕

倾向于选择女医生的病人可能会认为，女医生更能体会自己的痛苦（比如生孩子时的疼痛），也就容易做到共情。倾向于选择男医生的病人，则可能认为男医生体力更好，做手术时可能更有优势，还可能会突破常规。

第二，女医生更善于沟通，捕捉细节。在医患沟通中，女医生接诊的患者的就医体验会更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女医生每次的问诊时间会比男医生高出10%左右〔注6〕。男医生一旦找到关键信息之后，往往会马上做出诊断，给出治疗方案。女医生则更愿意从其他方面多聊几句，所以病人的体验会相对更好。

第三，女性一般更谨慎，不盲目自信。这一点在女医生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女医生更遵从临床治疗指南。

这个风格在治疗老年内科疾病方面显示出了优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在2011年1月一2014年12月入院的150多万名65岁及以上的内科住院患者做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女医生治疗的病人入院30天死亡率和再入院率都是低于男医生的。〔注7〕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医疗行业，女医生的比例越来越高。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女医生人数和男医生人数接近。2016年，上海的注册女医师的数量占到了50.16%，超过了男医师。女医生在中国的医疗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了，这些都离不开近百年前以林巧稚为代表的女医生们的努力，是她们出色的表现渐渐地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偏见，她们的精神也将一直激励女医生的成长。

林巧稚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了终生。1983年4月22日，病重的林巧稚在昏睡中发出急促的喊声：“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过了一会儿，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个，真好！”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

在林巧稚的追悼会上，她遗像两旁悬挂着两幅4.5米高的挽联。

上联曰：创妇产事业，拓道、奠基、宏图、奋斗，奉献九窍丹心，春蚕丝吐尽，静悄悄长眠去。

下联曰：谋母儿健康，救死、扶伤、党业、民生，笑染千万白发、蜡炬泪成灰，光熠熠照人间。

世界上真正的韧性，就是明知道牺牲，还依然向前。

[1]　讴歌.协和医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　Stevenson,Kiera.Elizabeth Blackwell 【M】.New York:Great Neck Publishing，2017

[3]　患儿的红细胞大量破坏、崩解，细胞内的物质经过代谢转化为黄疸。血液中黄疸过多会导致皮肤发黄、倦怠、食欲下降，甚至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损害。

[4]　档案.林巧稚：一生只做一件事【E】.北京电视台，2010.

[5]　Makam A,Mallappa Saroja C s,Edwards G.Do women seeking care from obstetrician- gynaecologists prefer to see a female or a male doctor？ 【U】.Archives of Gynecology andObstertrics 2010,281（3）：443-447.

[6]　O Roter D L,Hall JA.Physician gender and 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a critical reviewof empirical research 【J】.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2004,25：497-519.

[7]　Tsugawa Y,Jena A B,Figueroa JF,et al.Comparison of hospital mortality and readmissionrates for medicare patients treated by male vs female physicians 【J】.JAMA InternalMedicine，2017,177（2）：2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