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我是谁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生命源于能量，遗传信息需要复制，分工带来复杂性，而心智的萌芽依靠与客观世界的交流握手和学习互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几条全部加起来，也远不足以为“智慧”这个词给出一个完整的描绘。

原因很简单。哪怕是基于人类当前的技术水平，我们也不难想象出这么一台机器，它能够按照固定的程序装配零件，组装出一台台和自己完全一样的机器；这台机器自身的零件和程序显然会非常复杂；而这台机器也完全可以（并且必须）从各种传感器那里获得周围世界的许多信息：耗电量、时间、装配速度、零件供给情况、是否出现磨损，等等。这台机器甚至还可以通过程序输入实现“学习”，能够和其他机器联网形成互动的“社群”。但是即便是机器人生命最热烈的拥趸，大概也不会承认这台机器已经是一个智慧生命了吧！

那么在一台精致复杂的、可以自我复制、能够采集客观世界信息的机器，和看起来柔弱的、难以捉摸的智慧生命人类之间，到底还差了些什么东西呢？

也许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我”。

镜子里的自己

不需要解释，读者都明白“我”是什么含义——就是手捧本书、正读到这句话、脑海中正在表达赞赏或者不屑的那个人类个体。这种关于自我的感觉在成年人中是如此地普遍和本能，就像呼吸和眨眼一样自然，以至于想要通俗地解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反而会变得很不容易。

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我们能意识到“我”是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我”可以控制这个身体的喜怒哀乐、跑跳休息，“我”可以和其他很相似的人交朋友、谈科学，“我”也可以爬上高山、潜下深海、探索大千世界。而且，在这一切具体的活动之上，“我”和周围所有的其他人、和“我”每天接触的环境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有一道森严的壁垒区分“我”和除此之外的一切。

是不是听起来还是太玄乎了？我只想说，这种听起来特别玄乎的“我”的概念，也是有清晰的物质基础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哲学概念，而是孕育在我们人类大脑中的一种能力。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小例子中得到一些启发。

先说第一个例子。即便是对于人类来说，自我意识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婴儿的发育逐渐获得的能力。有过育儿经验的读者可能会有过观察，小宝宝刚刚开始说话表达愿望的时候，可能会说“妈妈抱”“宝宝饿”。但是通常在这时候小宝宝还不会使用“我”，不会说“我饿”或者“我想吃奶”。“我”这个字出现在孩子的语言里要晚一些，差不多在一岁半到两岁这段时间。这个小小的变化，也许就反映出自我意识的萌发。

这个例子是不是有点太“民科”、太不严肃了？难道就不能是孩子语言功能和大人有差异，或者孩子就是不高兴用“你我他”这些玄乎的代词说话？先别急，我要说的第二个例子就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直到成年也无法完全领会和使用“我”来说话。一个特别重要的群体就是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又叫孤独症）人群。这是一种发病率超过千分之一的、以社交障碍为主要标志的精神疾病。有一部分患有自闭症的病人，对于掌握“你”“我”“他”这样的人称代词，或者描述自己做过和观察到的事情，会存在特别的困难。比如说，让一个自闭症患者描述刚才做过的事情，他 / 她可能会熟练地说“吃苹果”“坐汽车”，但就是不能把“我”和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说“我吃苹果”“我坐汽车”。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地确认，自我意识不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还有出错的可能。

即便是在复杂的语言功能之外，也有一些行为证据提示我们人类婴儿会在发育过程中慢慢产生“我”的概念。假想一个情景，要是我们走路的时候手拎的包不小心被脚踩到、走不动了，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抬起脚重新提起包然后继续走路。这个看起来特别简单的任务，实际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得知道“我”的脚是“我”没办法继续走路的原因。

如果类似的任务给孩子来做呢？有心理学家借此开发出了所谓的“购物车”实验（见图 9-1）。给小朋友一辆迷你超市购物车，让他们往前推，推到自己妈妈身边。但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给孩子设了一个陷阱：研究者把购物车和孩子脚下的垫子固定起来了。这样一来，除非孩子走下垫子，否则是根本没办法推动购物车的。研究者发现，16 个月大的孩子在这个任务里会拼命（但是徒劳）地往前推购物车，而 21 个月大的孩子就会很快搞清楚诀窍所在，走下垫子从侧面甚至前面来移动购物车。这个观察说明，人类婴儿在 16 个月到 21 个月这段时间里会开始理解“我”的身体。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段恰好和孩子开始使用“我”这个词的时间差不多。

你可能还会继续不依不饶地发问，说来说去还是一些比较主观和复杂的指标，你有没有办法直截了当地证明给我看，自我意识是怎么回事，谁有或者没有自我意识？

1970 年，美国图兰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 • 盖洛普（Gordon G. Gallup Jr.）发明了非常简单的镜子实验（mirror test）来度量自我意识。这个实验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有经验，不管我们穿得多新潮、发型多古怪，当站在镜子面前时，我们都能立刻明白镜子里的那个人是“自己”，而不是自己的一个同类突然闯入了镜中世界冲我们傻乐。盖洛普把这个经验推广了一点点：他把黑猩猩麻醉了之后在它脸上画了几个小红点，然后看清醒以后的黑猩猩怎么照镜子。果然，就和人的经验一样，醒来的黑猩猩照了镜子之后，立刻意识到其实是“自己”的脸上出现了奇怪的红点，而且还抓耳挠腮地想要抹掉这些红点（见图 9-2）。特别有趣的是，盖洛普发现如果实验的对象换成猕猴——一种比黑猩猩低等不少的灵长类动物——结果就完全不同：猕猴哪怕是照上几个星期的镜子，也意识不到镜子里就是它们“自己”。它们每天忙着和镜子里的“新朋友”打闹或者玩耍，更谈不上还会找镜子擦掉脸上的小红点了。一面镜子就把一种认识到自我存在的能力清楚地展示了出来。

镜子实验第一次把对自我意识的研究从玄乎的哲学和心理学思考推广到了实验科学，从万物之灵的人类推广到了动物界。此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开始乐此不疲地把不同的动物带到镜子前，看看谁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谁只会傻乎乎地对着镜子打闹或者好奇。现在我们知道，能够通过镜子实验的考验、成功地认出“自己”的动物统共也就 10 种左右，而且大多数是那些人们日常认为的“聪明”动物：大猩猩、倭黑猩猩、海豚、大象、（看起来滥竽充数的）喜鹊，等等。利用镜子实验，我们也进一步确认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就是差不多在一岁半到两岁之间形成的：因为在 18 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半的孩子照镜子的时候能够明白镜子里出现的就是“自己”，如果给他们的鼻子偷偷涂了口红，他们会努力把自己鼻子上（而不是镜子里）的口红擦掉；而另一半孩子还不能做到（见图 9-3）。

和人类的表现类似，像黑猩猩、海豚、喜鹊这样的动物也可以通过镜子实验。相反，猫、狗、猕猴这些动物在照镜子的时候，会将镜子里的形象识别成另一个同类动物，甚至还会表现出惧怕、威吓、玩耍这样的社会性行为。镜子实验简单清晰地显示了人类（和少数动物）的自我意识，到今天仍然是检验自我意识的黄金标准。但是围绕镜子实验也有很多争论。例如，并不是通不过镜子实验的动物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盲人显然无法通过镜子实验；那些天生惧怕目光对视的动物也很难通过）。再比如说，镜子实验并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边界，有些动物在接受训练后可以获得这种能力（例如猕猴），但是很难想象这意味着猕猴可以“学会”自我意识。

尽管没有特别严格的科学证据，但是我们不妨大胆猜测，自我意识是人类许多复杂的情绪和思考能力的基础。许多简单的情绪（例如恐惧、愤怒、快乐）在很多相当低等的动物中都已经出现了，这些情绪能够帮助动物躲避危险、延续生命、繁衍后代。但是更复杂的一些情绪，例如羞耻感（“我”做了件错事）、成就感（“我”做成了一件事）、好奇心（“我”想知道为什么）、责任感（“我”做了什么，因此“我”要承担后果），缺少自我意识的话是很难想象的。而这些复杂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智慧生命发展壮大乃至走出家园探索宇宙的动力。因此，即便放眼全宇宙，似乎也很难想象会存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智慧生命。

我思故我在

那么，自我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勒内 • 笛卡儿是法国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对人类文明居功至伟，特别是在西方哲学和解析几何学领域的奠基工作。即便是对哲学没有任何兴趣的读者，大概也都听说过笛卡儿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拉丁文：Cogito, ergo sum）。利用这句话，笛卡儿第一次严肃讨论了“我”，也就是自我意识的源头。笛卡儿说，世间万事万物不管看起来多么确凿无疑，都是可以被怀疑和辩驳的，但是唯一毋庸置疑的事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那么既然“我在怀疑”这件事一定是真的，那么“我”的存在也自然是板上钉钉的。当然了，在笛卡儿之后，多少代伟大哲学家对这种论证自我意识的方法进行了各种辩驳和挑战，这些反复诘难最终也成为现代哲学的基石。比如，一种批评是，通过笛卡儿的论证，我们充其量可以说，确实存在一个“在怀疑的实体”，至于这个实体是不是“我”，笛卡儿并没有说明。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这句简明上口的“我思故我在”应该说是对笛卡儿思想的错误翻译（拉丁文 - 英文 - 中文）。因为如果单单从字面理解，“我思故我在”就是不折不扣的循环论证和傻瓜逻辑了：既然“我”在这句话的开头就已经存在了，那还费劲论证“我”的存在干嘛呢？

让我们再回头审视一下镜子实验的提示。

当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镜子里就是自己的呢？或者打一个极端一点的比方，如果弄一千个高矮胖瘦差不多的人都堆到我们周围，每个人都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穿着黑风衣，别着左轮枪，一副黑手党的扮相，我们还能不能准确地判断镜子里到底哪个是“我”？

答案倒是也很容易想。我们只需要皱皱眉头、招招手、扭扭腰，做点特别的动作就可以了。只要镜子够大眼神够好，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出镜子里那么多黑手党里哪个才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在皱眉招手扭腰的嘛！

从这个小小的思想实验（让我们叫它“黑手党实验”吧）出发，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关于自我意识的简单物质解释。自我意识的产生需要两方面的信息，我们需要一方面采集外部感觉信息（镜子里一个正在皱眉招手扭腰的人的图像），另一方面采集自身感觉信息（我自己正在皱眉招手扭腰）。当两方面的信息高度吻合的时候产生一个“这就是我”的输出，自我意识就出现了。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得更具体一点，如果在我们的大脑里有这么一些神经细胞，它们能够对相似的外界感觉输入和自身感觉输入产生类似的反应，那么这些细胞也许就是自我意识的物质基础。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说和“我思故我在”这样的纯粹哲学讨论不同，它是可以用实验验证的。

好了，读者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是如何把一个听起来很玄乎的哲学命题一步步庸俗化到一个可以用实验验证的技术化命题的。而你可能也已经猜到了：我提出这个技术命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已经有人在人脑里找到了一些这样的神经细胞，还给它们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

20 世纪 90 年代初，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贾科莫 • 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里佐拉蒂当时正在利用猕猴研究大脑怎么控制躯体的运动。他把细细的电极插入猴子大脑中专门负责控制运动的区域，记录神经细胞的电信号，然后在猕猴面前放上几颗花生。他们发现，不少神经细胞在猴子抓花生的时候（甚至稍早于抓花生的动作）会产生强烈的电信号。这个发现提示了一种可能性：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是控制“抓花生”这个动作的；当然，它们的功能也可能是负责鉴别花生的“价值”，或者是识别花生这种东西本身，等等。为了区别这些可能性，里佐拉蒂又吩咐助手给可怜的猴子摆上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吃的，有玩的，他们想看看电极记录到的这些细胞到底是负责动作的，还是负责鉴别物体的。

结果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神经细胞早在猴子做任何动作之前，在科学家给猴子换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产生电信号了！

在排除了所有更容易接受的可能性之后，里佐拉蒂他们终于肯定，这些猴子大脑里的细胞，会且只会对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情起反应：猴子自己在“做”某个任务的时候，以及猴子“看见”别人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例如，如果一个细胞在猴子拿花生的时候会产生信号，那么它也会在科学家助手拿花生的时候产生同样的信号。而如果一个细胞在科学家咀嚼巧克力的时候产生信号，那么当猴子自己咀嚼巧克力的时候也会产生信号。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镜像”（见图 9-4）。

镜像神经元和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

镜像神经元一经发现，就立刻激发了所有人——特别是民间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的兴趣。这种神奇的神经细胞能够同时感知自身的运动和对外界的观察，似乎在“我”和整个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一下子把玄之又玄的哲学命题直接和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对于神经科学家来说，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为他们解释人类大脑的很多复杂功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比如，有人猜测，也许人类同情心乃至道德感的基础就是镜像神经元。因为看到别人受苦会激发那些感受自身痛苦的神经细胞，从而在大脑中产生类似受苦的感觉。也有人说，镜像神经元使得我们可以把其他人的动作与自己的思想对应起来，从而完美地解释了人类何以进行复杂的情感和智力交流。

而读者也许可以联想到，镜像神经元这种对自身感受和感官刺激有同样反应的大脑细胞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自我意识和镜子实验的问题。让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黑手党实验”：为什么我们对着镜子皱皱眉、招招手、扭扭腰，再观察一下镜子里的图像，就可以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从而知道哪个黑手党是自己？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两件事能够激发同样一群镜像神经元。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发现到今天 20 多年过去了，人类科学家在理解镜像神经元的道路上并没有太多的进展，所有这些猜测直到今天也仍然只是猜测而已。在今天的主流科学界，镜像神经元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神经细胞、人脑里有没有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的“镜像”特征是不是一种假象等都是争论的话题。甚至镜像神经元是“塑造人类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20 世纪神经科学最大的谎言”这两种说法可以并行不悖地“一科两表”，在一向看重证据、谨言慎行的实验科学领域里实在是百世难寻的奇葩存在。但是，我们絮絮叨叨这一大套讨论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在今天，探讨人类自我意识的本质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属于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暂且接受“镜像神经元可能和自我意识有关”这个猜想，我们可以设计一系列的实验：人类有没有感知运动之外的、更复杂的镜像神经元（例如感知理性思考的）？镜像神经元是在演化史的什么时候出现的？有没有办法彻底去除动物的镜像神经元并观察动物出现了什么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镜像神经元的功能？人类的镜像神经元和其他动物的有什么区别？这些不同是不是和人类智慧有关？最后，我们能否根据人类镜像神经元的特性，为电脑创造自我意识？

2017 年，谷歌公司的围棋程序 AlphaGo（阿尔法狗）以 3 ∶ 0 完胜围棋世界冠军柯洁。尽管在此之前，计算机程序已经先后战胜了跳棋和国际象棋领域的世界冠军，但人们普遍认为，围棋可能是人类智慧的最后高地。因为相比其他棋类，围棋的可能布局数量要超出许多个数量级（约为 2.08×10170，远超国际象棋的 10⁴⁷ 种可能性。要知道，宇宙间原子的数量大约也只有 10⁸⁰），计算机用暴力穷举的方法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然而谷歌的程序员却独辟蹊径利用了深度学习的方法。AlphaGo 能够不断地自我对弈，以这种强化学习的方法持续地提高棋力。不仅 4 ∶ 1 将当年的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斩于马下，3 ∶ 0 完胜柯洁，还下出了让棋圣聂卫平都忍不住“脱帽致敬”的妙手。在许多讨论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很快就要占领世界的文章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很多人提到，AlphaGo 再厉害也不过是人类工程师的编码而已，它没有“自我意识”，不知道“我”是谁，仅仅能够根据程序的指令完成任务，因此还远远不是真正的“智能”和“智慧”。因此，如何真正在机器中创造自我意识，就成了一个近在眼前的技术问题。

就凭目前科学对自我意识的粗浅理解，我很难想象人类可以很快制造出一个能够说出“我思故我在”的人工智能来。但是根据上面讲到的镜子实验和镜像神经元的故事，构造出一台能够轻松通过镜子实验的机器人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从原理上简单猜想，这台机器人只需要有一个内部传感器能够监测自身的动作（比如每一个机械关节的屈伸角度、两只支撑脚的张开距离、脖子转动的扭力，等等），一个图像识别和处理模块能够自动分析摄像头采集的信息（例如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机器人的样子，包括关节屈伸、脚距离、脖子角度，等等），以及一个“自我意识”单元能够比对前两者产生的分析结果就行了。当这样一台机器人信步走到镜子前，随意的摆头扭腰挥手踢腿，内部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模块抓取的信息一经比对高度吻合，“自我意识”单元被激活，我们就能让机器人知道镜子里就是自己。至少从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比较，这台机器人就已经比老鼠和猴子聪明，已经和黑猩猩、海豚、大象、人类这样地球上最高级的智慧生命站在同一个高度了。

“我”到底是什么？

这肯定不对吧？我想读者一定会有这个反应。从上面的生物学研究来看，拥有自我意识应该是件非常高大上的事情。要知道几十亿年的演化史、几千千米的大地球，也不过就是寥寥几种动物有了这个能力。而且这些动物，不管怎么看都要比我们刚刚设计出这台只会照镜子的机器高级很多啊。

没错，我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镜子实验的测试，符合“自我意识”的客观评价标准。但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照镜子也可以轻松地知道“我”这个概念，知道附加在“我”这个概念上的许多东西：“我”的年龄身高、“我”的经历、“我”的价值观、“我”的情绪，等等。换句话说，不仅仅是镜子里的具体视觉形象能够激发自我意识，关于我们自己的许多抽象的记忆和思维一样可以。而这个能力，我们假想中的傻机器人显然没有。

自我意识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它到底藏在我们身体的什么角落？我们有没有可能彻底理解它，甚至利用它来设计人工智慧呢？

可想而知，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在自我意识形成的阶段（大约一岁半到两岁间），人类婴儿的身上发生了许多剧烈的变化。除了自我意识的出现，他们还开始学习自己吃饭、有了基本的音乐感知、开始能说好多词和短句子、有了更丰富的情绪（例如愤怒、失望和难过），因此想要搞清楚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哪个具体发育事件、哪个新生成的大脑区域导致了自我意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反过来，自我意识又不像一个具体的身体机能（例如走路、睡觉、吃饭、说话，等等）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尽管说话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它毕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体机能。相对而言，我们有可能找到和说话直接相关的大脑区域、神经环路乃至基因，它们一旦出了问题，人就会失去说话的能力，而其他的机能有可能保持正常。比如，我们在上一章讲过的法国医生布罗卡早在 1861 年就已经观察到有些人得了“失语症”，完全无法讲话或者没有办法把单个的词组织成连贯的句子，尽管这些人完全能够听懂别人的话。后来布罗卡发现这些病人大脑皮层的一个小区域出现了问题，因此把人类语言的机能和某一个特定的大脑区域联系在了一起。

而自我意识就很难通过类似的手段进行研究了。我们想象一下就知道，自我意识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大脑功能，倒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认知过程中的“附加”元素。在产生羞耻感和成就感等复杂情绪的时候，我们需要它；在思考和自己相关的前途事业家庭的时候，我们需要它；在社交合作等和其他人交流的场合，我们需要它；在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它……我们很难设想这种复杂机能从何而来，又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

当然，我们至少可以去观察，大脑的哪些区域和自我意识有关。神经生物学家希望更好地理解人类“自我意识”的物质基础，他们的主要工具就是所谓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c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这项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快速扫描大脑中血管的氧气含量，推断出大脑哪些区域正在进行高强度的工作。这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工作强度越大的区域对氧气的需求量就越大。

借用这样的手段，神经科学家很早就知道，当人脑在思考关于“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使用的大脑区域和思考其他事情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让一个成年人给自己做个评价，例如“我喜欢看书”“我没有朋友”，同时记录这个人大脑的活动，会发现有几个大脑区域特别活跃；而这些区域在其他时候，例如当同一个人在评价他的朋友，或者评价一顿饭好不好吃、一张照片好不好看的时候，就沉寂下来不再活跃了。

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要求受试者对自己进行描述和评价，或者对其他事物（一本书、一个朋友等）进行评价，同时持续不断地扫描他们的大脑。科学家发现，大脑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图 9-5 中左下方的阴影区域）在人们进行自我评价时会异常兴奋。这个区域被称为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很多科学家认为它参与了自我意识的形成。但是人类自我意识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比如，2012 年科学家报道了一位代号为“Patient R”的脑外伤病人，这位病人大脑中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几乎完全被毁坏，但是他却拥有完整的自我意识。

这些发现给了我们两个提示：首先，人脑确实有能力把许多抽象的概念（例如兴趣爱好、社交能力，等等）和“我”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对于人脑来说，自我意识远不仅仅包括认出镜子里的自己。

而更重要的是下面的推论：这些抽象概念，显然不是人脑自己平白无故变出来的，而是通过学习和交流获得的。比如人脑想要做出“我没有朋友”这样的判断，并且明白无误地把这个判断和自我意识相连，就必须经历交朋友、和朋友一起互动、被朋友屡次拒绝的过程；而“我喜欢看书”这样的判断，显然也需要“我”有明白什么是书、如何看、看书的时候心情如何这样的经历。“我”是镜子里那个招手皱眉的个体，“我”是考糊了被妈妈批评的小学生，“我”是饥肠辘辘时闻到的肉串香气，“我”是初次表白被女神拒绝的沮丧，“我”是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看的郭靖黄蓉……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发育过程中，并不是天生就有一个“我”，而是个体和外在世界的持续互动，综合而成了那个丰富的“我”的概念。

因而一个顺理成章的判断就是，真正的智慧生命与那个只会照镜子的机器人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人类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经历，在“我”这个概念外周包裹上大量的情景、事件、价值判断和形容词。这种丰富的自我意识和仅仅能从非常特殊的场合——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机器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比如，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疾病——解离性人格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中间的差别（见图 9-6）。和正常人不同，这类病人似乎没有能力把这些丰富的经历整合到同一个“我”的概念上去。对他们而言，某些经历、某些场景、某些形容词属于一个“我”，而另外一些经历则属于另外一个“我”。他们可能时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乐观、喜好野外运动的社会精英，还记得三年前在众目睽睽下领取行业最高荣誉的场景；时而又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焦虑、生活“亚历山大”的城市边缘人，经常回忆起一个月之前被老板训斥的委屈心情。更要命的是，这两个“我”所能想到的事情和感受都是真实的。这种其实并不十分罕见的疾病，说明将每个人所经历的一切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复杂、动态且相互联系的“我”的概念，是一件极其复杂又万万不能出问题的事情。

解离性人格障碍，也就是人们俗语中的“多重人格”。在同一个躯壳内，这些患者拥有两个乃至多个彼此独立的自我意识，而这些自我意识此起彼伏地统治着患者的思想和身体。这种疾病可能远比我们想象得普遍，有些医生甚至认为有超过 1% 的人有多重人格。有一个著名的多重人格的案例：1977 年，比利 • 米利根（Billy Milligan）因抢劫和强奸被起诉，但他的辩护律师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说明米利根是多重人格患者，在作案时是他的另外两个“自我”控制了他的身体和行为。米利根被无罪释放并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多重人格而免罪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人类智慧中的自我意识——尽管我们还远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一种和我们为人工智能设定的所谓自我意识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的自我意识丰富庞杂，时刻经历着微妙的变化，驱动着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人类的情感、记忆、交流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我也愿意用这个还远没有知道答案的问题来结束我们的故事。对我而言，这就像是一个隐喻：在真正理解人类智慧的道路上，还有漫漫征程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