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最重要的幻觉

了解了人类如何感觉到“自我”，我们已经开始慢慢逼近人类智慧的核心。

我们讨论过，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感官输入、经验积累和人际交往中抽象出“我”的存在，能够把“我”和周围万事万物和其他人类个体截然分隔，可能是很多复杂情绪（比如羞耻感、成就感、责任感，等等）和认知功能的基石。道理也很直白：不管是羞耻、成就，还是责任，本质上都是在评价“我”做过的事情——“我”做得好了很开心，做得坏了感觉丢人，同时不管做好做坏，我都得自己担着。

但是且慢。上面这段论述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做过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我”所控制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些悲伤或幸福的感情，这些探索和征服的冲动，这些愿意为上述一切承担后果的决心，是不是压根儿就是一种幻觉？

换句话说，自由意志存在吗？当我们尝试着超越一切物理和生物学规律俯瞰地球生命和人类心智活动，我们人类真的是自己的主人吗？

自由意志：确实有，还是最好有？

和对自我意识的讨论一样，自由意志问题最初也是哲学家思辨的舞台，而且也是整个哲学史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自由意志的定义在哲学范畴里有好多种，但本书主要讨论生物学问题，因此就不在哲学层面做那么深入的研讨了。简单来说，自由意志问题的主旨就是讨论一个人是否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或者反过来说，人类的所有思想和行为，到底是每个人类个体的自由抉择，还是在此时此刻之前所发生的所有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做错了事情说错了话，会油然而生“要是一切重新来过就好了”的想法。希望光阴倒转，自己能够不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让时光倒转一次，让所有的外在条件都保持不变——今天的天气，路上行人的脚步声，你在小学里受到的所有表扬和批评，你在妈妈肚子里每一次踢腿的时间……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推翻自己上一次的想法和行动，让一切真的能“重新来过”？如果你认同自由意志，那么你的回答肯定是“是”，因为你会认为人类的思想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而如果你反对自由意志，你会马上判断“绝无可能”，因为你说错的那句话、做错的那件事，压根儿就是由这些所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决定的，光阴倒转一万次，你也还是会坚定不移地错下去！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刻认定自由意志是存在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原因就是，如果否定自由意志，认定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行为都是早已注定的，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见图 10-1）？对于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来说，仅仅是身体的物理活动范围受到了局限就已经是天大的刑罚，否定自由意志不就意味着我们的灵魂被判了一个刑期终身、而且被牢牢地用铁链锁定在墙壁上的酷刑吗？这样的人生和流水线上的机械手、光会下围棋的 AlphaGo 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最传统、可能也是最坚定的自由意志支持者，差不多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的。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找到了什么客观证据支持自由意志，而是因为如果否认自由意志的话，会带来一系列我们不愿意承担的灾难性后果。

比如说，如果自由意志不存在，那么不管是杀人放火还是坑蒙拐骗，其实都不是这些施暴者的主观故意，是宇宙这个庞大系统里数不清的历史事件的必然结果，那我们怎么能去惩罚这些施暴者？杀人犯手中的枪不是自己扣动扳机的，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判一把枪杀人罪；如果杀人犯扣动扳机的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做出的，我们又凭什么判他杀人罪？可是如果取消了一切法律和道德的责任，人类社会的秩序又该怎么维持下去？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问，如果自由意志不存在，我们还需不需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更极端点，我们还有没有能力通过努力让自己不要变得更坏？每个人都放弃了自我约束和进步动力的社会，该有多么恐怖和绝望？

这听起来确实不太好。

实际上，还有研究者设计过实验来验证这一点。2002 年，美国犹他大学的科学家设计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让一半的受试者先阅读一些文字材料，内容是“自由意志并不存在”；而另一半受试者阅读的则是与此无关的材料。结果研究者发现，那些受到过提前暗示、觉得自由意志不存在的受试者，在考试中作弊以及多拿不属于自己的奖励的概率要大得多。这个研究当然不能证明或者证否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但是它生动地展示了拥有自由意志这个感觉对于我们有多重要。

不过读者应该也有足够的理性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们希望有的东西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梦想成真那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到达尔文的猴子变人，科学发现已经无数次把人类从宇宙中心唯我独尊的地位上拽下来了，真要是科学证据证明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存在，也无非是历史又重演了一次而已。

好了，开始给大家讲讲科学故事吧。作为一个神经科学家，我个人的观点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应该就是个美好的幻觉。自由意志即便真的存在，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遨游自由王国、思想随风起舞的样子。

本能不自由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个没那么“高级”和“智慧”的领域：本能行为。

一般而言，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时候，本能行为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既然我们开启的是神经生物学的讨论，本能行为就是不可避免的第一站。

在连续埋头工作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突然会感觉饥肠辘辘，想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会觉得口干舌燥，这时候送上来一碗绿豆汤，能喝得如长鲸吸百川；困倦的时候想睡觉，想和亲爱的人共度良宵；看到孩子跌倒想要伸手抱抱，遇到危险想要逃跑或躲避……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本能行为。实际上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人类之外，哪怕是最简单的动物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本能行为。

解释本能行为就不太需要自由意志的参与了。

比如在心理学层面，美国人克拉克 • 赫尔（Clark Hull）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了所谓“内驱力降低”的理论（见图 10-2）来解释本能行为。以饥饿为例，“吃饭”这个驱动力就像是木桶里的水，离上一顿吃饭的时间越长，身体内能量水平越低，木桶里的水就装得越多，水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饥饿感就越强。怎么解决这种压力呢？很简单，赶紧饱餐一顿就行。就像是在桶底开一个小口，把水给放掉，水的压力就能迅速降低。一日三餐的循环，本质上都可以看成这只盛放吃饭驱动力的木桶周而复始地装满、放空、再慢慢装满的过程。

很显然，在这个解释里不大需要什么高级认知功能的参与。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大概也有这样的感觉：非常饥饿的时候想吃东西、吃尽可能多的东西的欲望几乎是难以控制的，对食物品质的要求也会随着饥饿程度的提高而迅速降低——真正字面意思上的“饥不择食”。这件事用上述的木桶理论就很容易理解了，特别饥饿的时候，水桶里的水装得特别多，压力特别大，因此只要有个小孔（食物），水（吃饭的动作）就会倾泻而出。

在神经生物学的层面，我们还可以为本能行为给出更细致的物质解释。

还是以饥饿为例。如果长时间不吃饭，动物体内会发生许多化学变化：血糖水平降低，胃排空，还有很多激素的水平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汇聚到大脑中一个名为“下丘脑弓状核”的狭小区域。饥饿的时候，这群细胞被激活，吃饱了以后又重新沉寂下来。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群细胞的活动规律和赫尔模型里的水桶是不是很像？

2005 年，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如果杀死小老鼠体内下丘脑弓状核的某些神经细胞，小老鼠在出生后根本不会找东西吃，很快就会饿死。而到了 2011 年，美国珍妮莉亚农场研究所的研究者证明，如果激活同样的一群神经细胞，那么小老鼠哪怕是已经吃饱了，也会立刻重新进入胡吃海喝的模式（见图 10-3）。换句话说，这群特别的神经细胞，也许就是饥饿的物质基础。这群神经细胞的活动就意味着“饥饿”和“想要吃东西”，这种状态只有美食入腹才能解除。吃，或者不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群神经细胞所限定的。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提出挑战，也许这些研究确实说明“饥饿”这种感觉是生物学层面的，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哪怕确实感觉到了饥饿，到底吃不吃这个决定总是可以由“我”来做吧？比如，“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人的道德感、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更高级的认知功能）还是可以影响控制本能行为的呀。

实际上赫尔这套理论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在这里。简单的内驱力降低理论没办法解释人类更为复杂的行为，比如为了坚守价值观忍饥挨饿，或者为了单纯的享用美食把自己吃撑。

但是即便是本能行为的输出，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类的高级认知功能可以施加影响，但是却不能颠倒乾坤。

比如研究者很早就发现，多巴胺（见图 10-4）这种化学物质很可能和本能行为的输出有关系。多巴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负责神经细胞之间的通信联系。小老鼠体内如果缺乏这种物质，它们看起来就是一副懒洋洋了无生趣的样子，不怎么移动，也不怎么吃喝，对交配什么的也提不起兴趣。非常惊人的是，这些老鼠哪怕非常饥饿，哪怕食物已经送到面前，它们也不大会去吃；但是如果把食物直接送到它们嘴巴里去，它们还是会大口吞咽的。这说明，这些缺乏多巴胺的小老鼠能够感觉到饥饿，它们只是不管再饿也没办法输出“找东西吃”这个行为而已！

因此，按照这样的逻辑，对于本能行为来说，不管是感知到需要（比如“饥饿”），还是产生一种行为满足这种需要（比如“找东西吃”），都可以用简单的神经信号来解释。在此之上，高级认知功能的影响即便存在也不是必须和随心所欲的。

人类心智：白板还是蓝图

讨论到这里，你应该理解了，为什么许多比较“低级”的、本能的感受和行为是不自由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套检测 - 反应系统，就和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自动控制系统（例如刷卡进门、停车过杆、烟雾报警，等等）没什么本质区别。即使没有自由意志，它们也可以工作得好好的。

生物体内的这套检测 - 反应系统甚至都不需要学习（设想一下呼吸、眨眼、饿了吸吮奶头这些动作）。换句话说，在每个动物个体从受精卵开始发育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体内蕴藏的遗传物质就已经指导完成了这套系统的建造，并且让它自动开始运行了。

那更复杂的心智功能呢？我们人类的智能、情感、人格、习惯乃至价值观、道德准则这些东西呢？直觉上，这些显然更“高级”的心智功能似乎不太可能是天生的。毕竟我们谁也没见过哪个小孩儿一出生就会看书写字，就能谈古论今，对吧？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高级的认知功能就是一块白板，可以任由父母、家庭、学校、朋友和自己在上面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是不是意味着至少在高级认知功能的层面，我们每个人还是能对自己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问题又被称作先天和后天之争（Nature v.s. Nurture），其实可以看作遗传学版本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人类的高级认知功能是先天的，一出生就带有遗传物质所绘制的蓝图，那所谓自由意志就无从谈起。反过来，如果这些功能在刚出生的时候还是一块白板，完全是后天形成的，那至少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能对它产生巨大影响的，不管是通过别人（例如父母和老师），还是通过自己。

从 20 世纪末期开始，人类科学家开始主动探究这个其实细想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特别值得一提：双生子研究（见图 10-5）。这类研究巧妙地利用了一个遗传学的现象：如果一对双胞胎宝宝是从同一个受精卵分裂而来的（所谓同卵双生），那么他们几乎共享 100% 的遗传物质；如果他们是由两个同时受精的卵子发育而来的（所谓异卵双生），那么他们共享的遗传物质就只有大约 50%。而两个随机配对的同龄孩子，彼此间遗传物质的相似性就会更低了。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指标——可以是身高这种有形的生理指标，也可以是智商这种复杂的心智指标，甚至可以是价值观、幸福感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指标——在同卵双生之间高度相似、异卵双生之间比较相似、随便两个孩子之间不那么相似，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说，这项指标确实受到了遗传蓝图的影响，并不是一块白板。反过来，要是某个指标不管是什么样的配对，差异度都差不多，那我们就知道这项指标和遗传关系不大，主要是后天环境的塑造。

比如，我们可以以身高为例来分析一下双生子研究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科学家陆续登记了整个明尼苏达州登记在案的双胞胎（11~17 岁），持续追踪和分析了他们的各种生理和心理指标。他们发现，身高可能是受遗传因素影响最大的生理指标之一：人与人之间身高的差异，约有 80% 是遗传因素决定的。比如，如果你在美国遇到一个身高 190 厘米的成年男性，你马上可以心算一下：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是 178 厘米，因此，在此人超出平均数的 12 厘米身高中，有差不多 10 厘米是遗传的贡献，剩下的 2 厘米才是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童年喝没喝牛奶、晒太阳够不够、上学期间锻炼身体的时间有多少等各种因素）。

而更能支持双生子研究结果的是所谓的“养子”研究。从 1979 年开始，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 • 博卡德（Thomas Bouchard）就开始寻找和研究从小因为种种原因被分开在不同家庭里养育的同卵双生子，以及那些从小就在一起长大、但是彼此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养子研究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遗传的力量。还是拿身高做例子吧。养子研究的结果证明，一对同卵双胞胎，不管是从小一起长大，还是各自分开在天涯，身高的相似性都非常高。而反过来，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算是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之间身高的相似性，和路上随便拉两个陌生人一样低！

利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人们进一步发现，人类的心智指标，从智商到记忆力，从幸福感到自信心，甚至是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遗传都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见图 10-6）。而且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指标中，遗传的贡献率都在 50%~70%。也就是说，从受精卵形成、生命孕育的那一刻开始，遗传物质就已经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智准备了一张蓝图。之后的养育、成长、学习、交友，都是在这张蓝图上修修补补、写写画画。但是心智的大致模样，却不太会有剧烈的变动了。

这些有点宿命论和决定论色彩的发现一经出炉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首先出现的当然是前面聊过的伦理学和法律层面的讨论：如果心智在出生时已经基本成形，那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惩罚犯罪行为，惩罚犯罪行为对潜在犯罪又有什么震慑和遏止意义？比如前面手枪和杀人犯的例子，如果开枪杀人的一瞬间，扣动扳机的决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杀人犯身体内的遗传物质做出的；如果人生终点在他还是一枚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被隐隐约约地设置，从小到大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不能阻止一根看不见的细线拉着他走向这个终点……那在法律和道德责任的层面，他和一把手枪又有什么区别？

而双生子研究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如果智力、人格、世界观这些东西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那教育（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的意义是什么？鼓励每个人认真学习、坚持奋斗、与人为善、做更好的自己、为更好的世界努力，到底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没错，每个具体的知识点、每次具体的行为和场景，总还是需要后天获取的，但是如果遗传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是如何获取、分析、理解和应用这些具体的成长经验的话，那世界大同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实现？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心智指标是 100% 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或多或少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心，尽管人类心智的蓝图可能早已绘就，但是我们仍然有机会用一生的时间对它精雕细琢，浓妆淡抹。因此，也许一个更积极的心态反而是：接受这张心智蓝图存在的事实，努力去理解它长什么样，它最美好的部分和最丑陋的部分在哪里，然后再去努力把它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在下定决心的一刻，选择早已做出？

不管是道德责任、本能驱动，还是遗传因素，迄今为止我们探讨的都还是“自由意志”问题的背景。即便读到这里，上述所有观点你都欣然接受，你是不是仍然会觉得，至少在某时某刻，你做一个具体的决定的时候，你还是自由的？

比如，饥饿当然会让我想吃，但是走进饭馆之后是点炸酱面还是肉夹馍，这个决定总还是我自己做的吧？也许一个杀人犯确实带有遗传的强烈暴力和反人类倾向，也许他真的不可避免地会参与暴力犯罪，但是当他真的提枪出门的时候，是打算看到目标马上开枪，还是先询问对方的身份之后再开枪，这件事总是他自己决定的吧？

也就是说，尽管遗传因素和本能已经绘制了我们一生言行的蓝图，但是蓝图上每一个细节处的涂抹和着色，总还是有自由意志存在的吧？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科学、哲学和法学讨论的范畴，触及人类尊严的核心了。如果我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哪怕是遇到不开心的事轻轻皱起的眉头，或者是开心大笑时嘴角弯起的弧度，都不由我自己决定，那我作为一个智慧生命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1985 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本杰明 • 里贝特（Benjamin Libet）发表的研究结果是如此地让人震惊和不舒服。在这项研究中，里贝特给参与实验的人戴上装满微型电极的头套，借此来记录每个受试者的脑电图（见图 10-7）。这种技术能够反映大脑中大量神经元的活动规律，在今天的临床应用中也很常见。然后，里贝特让受试者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按一下手边的按钮），他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分别记录了每个人实际按动按钮的时间，以及他 / 她有意识决定要按动按钮的时间，发现两者之间有大约 200 毫秒的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本身一点也不奇怪。从下决定到做决定有个时间差，大家基于日常经验也能理解。但是里贝特同时还利用脑电图的信息发现，实际上比我们做决定要按按钮的时间再早 300 毫秒，我们大脑的神经活动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决定要按按钮”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在按照大脑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决定行事而已。所谓“自由”，只不过是一个假象！

就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这项研究是在从根本上动摇自由意志的基础。不要说我们的心智会受到遗传、环境和本能驱动的潜移默化影响了，即便是一个个具体的决定，实际上大脑也会在我们尚不知晓的时候悄悄做出。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更极端的推论：人的认知活动看起来在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但它其实是“事后诸葛亮”。与其说它是指导者，倒不如说它是个观察和记录员。它所做的，只是把大脑指导我们的身体进行的行动加以总结提炼，然后呈现在我们的思维当中而已。

当然，对于里贝特实验的发现，我们可以想出许多聊以自慰的理由来。比如在里贝特实验里，从脑电图出现信号，到受试者报告说“我决定要按按钮了”，到他 / 她真正按下按钮，一共满打满算也才半秒钟的时间。受试者报告的时候稍微有点主观偏差可能就会倒因为果。我们也可以设想，随机决定按不按按钮这件事太愚蠢了，可能真的不需要动用高贵的“自由意志”。

但是在 2013 年，这些理由似乎又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德国神经科学家约翰 - 杜兰 • 海因斯（John-Dylan Haynes，见图 10-8）的实验室进一步改进了里贝特的研究。这一次，他们让受试者做一个看起来更复杂、似乎需要真正的心智活动的任务：面对一组数字，选择是给它们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同时，海因斯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方法取代了精度不够的脑电图，来记录受试者人脑不同区域的活动。海因斯发现，在人们有意识地做出“加法”或者“减法”的选择之前，人脑的活动已经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区别——而这个时间差可以长达四秒钟！

里贝特和海因斯的研究让许多神经科学家坚定地认为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因为早在人们自以为自由选择的那一刻之前，真正的选择就已经注定了。当然反过来，也有同样多的哲学家认为这种理解压根儿就是在曲解自由意志的定义。他们反问道：“难道吃炸酱面还是肉夹馍的决定就不是自由意志了吗？尽管是人脑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的，但它同样是这个个体自己做出的选择啊！”但是不管怎么理解，我们至少可以保守地说，自由意志即便存在，也完全不是普通人脑海中所设想的那个样子。我们幻想的那种在无垠的心智空间里自由遨游，引导着自己的人生向着任何一个方向去的意志“精灵”，大概率是不存在的。这个精灵的游走方向既受到遗传蓝图的规范指引，也会受到一生生活环境和阅历的牵制调节，最后它还不得不在意识之下的大脑活动中逐渐成形——无论如何，它的选择谈不上多么“自由”。

哪怕自由意志不存在，我们还是我们

但是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智慧彻底失去了神圣的地位，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基因和大脑活动的奴隶，只能像提线木偶一样走完自己的一生？

当然不是。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提前数秒被大脑悄悄规划好的，那我们能活多久？

大概不会超过一天。这样的我们出门会被车撞飞，吃饭会被噎死，切菜必然会切断手指。原因很简单，每个决定都得提前几秒做好，我们的身体怎么可能对快速驶来的汽车、呛进气管的食物、飞快切下的菜刀产生即时反应？

其实，魔鬼在细节中，海因斯实验的数据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是的，在做出加法或者减法的决定前四秒，大脑的活动已经呈现出了差异。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差异远不是一锤定音性质的：如果根据大脑活动的图像倒推受试者到底做了什么决定，正确率只有 60%——当然比瞎猜高得多（瞎猜的正确率是一半），但是距离完全可以预测还差得远。这个细节的提示是，也许大脑在四秒之前所做出的并不是“决定”本身，而是一种倾向性，一个预案，或者说一个准备。其实海因斯自己也在之后的研究中证明，即便到最后一刻，人脑仍然可以强行否决之前准备好的行动方案。

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自由意志：没错，完全自由的意志是不存在的。但是不管是遗传因素，还是大脑的神经活动，都在为最后一刻的决定绘制蓝图，准备草案。最后，我们的心智仍然有机会为自己的言行做一锤定音的决断。

同时也不要忘了，在（任何）一个决定之前的整整一生，我们其实都是在为它做准备。我们受到的教育、阅读的书籍、走过的旅途、相交的朋友……这一切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智世界，然后用一种我们尚不明了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决定中来。而这一生的故事，我们仍然还是有着相当多的主动权。

甚至可以说得更远一点，综合全部人类智慧所做出的任何决定，背后都带着亿万年演化历程的深深印记。

在数十亿年前的原始海洋里，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能量，学会了自我复制，也学会了为自己建筑细胞膜这道分离之墙。从那一瞬间开始，几十亿年的光阴一闪而过，地球生命之树仿佛一夜之间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站在树梢的我们，身体里有三叶虫的影子，有蚯蚓的影子，有鱼的影子，有恐龙的影子，有黑猩猩和南方古猿的影子……我们所看到、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他们也曾经看到过、生活过。我们的智慧和决定，从离开非洲到建立村庄，从种植大麦到书写文字，从建立国家到飞向月球，其实都是亿万年演化历程中所有祖先们的智慧和决定。

是的，我们不是真正自由的，而且永远不会获得这种自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负重前行，带着亿万年生命演化历史的荣光，带着人脑中独一无二的自我。

不管是宇宙空间还是认知疆域，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带到了黑暗和光明的边界。身后是温暖的人类家园，面前是暗夜沉沉的未知征途。而在每一代人类中，都会有人高举火把，义无反顾地前行，让人类智慧的光，星火燎原。

也许，这就是自由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