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评价：哪些事情是眼科医生最看重的？

你好，欢迎来到眼科医学课，我是陶勇。

这一讲我想和你聊一些和眼科有关的“八卦”，比如我们眼科医生内部的评价体系如何、我们的偶像都有谁、我们有什么“大事件”，等等。

我的目的，可不仅仅是要给你说些有意思的事。前面八讲，你已经了解了眼科的“骨架”内容，比如它的使命、任务。安排这一讲的目的，是想换一个角度，让你从“眼科的日常”出发，建立对眼科更全面、更丰满的认知。

但怎么讲这些零散的内容呢？得到给我出了个主意，可以按“人事物”的逻辑来讲。“人”，就是我们看看，眼科医生公认谁水平最高，标准是什么；“事”就是，在眼科历史上什么事改变了我们对眼病的认知；“物”是，我们眼科有哪些特殊仪器，它们又代表了什么。

眼科评价“人”的标准

好，我们开始，先说“人”。

我们眼科医生内部有一个评价同行水平高低的金标准，叫“外地转诊率”，通俗讲，就是有多少外地的患者慕名而来。

我国现在约有48,000名眼科医生，乍一看人数挺多，但人均眼科医生数量其实少得可怜。一般的大中型城市，大约是3万人共享1名眼科医生，如果在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则是8万人共享1名，远低于1万人共享1名的国际平均水准。

不光如此，其中专业能力强的医生数量还并不多。我们之前讲过，很多疑难眼病，比如白内障、青光眼等，都属于眼底病。我国有2亿白内障患者、2100万青光眼患者、3000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而能治疗眼底病的医生，全国仅有约3000名。

由于这个共同体不大，这就导致：一方面，哪位专家擅长哪类疾病，大家心里基本都清楚；另一方面，遇到自己不擅长的病，都会转介绍给更有经验的同行。时间长了，口耳相传，水平越高的专家，全国各地转诊来求治的病人也就越来越多。

但除了这个公认的“外地转诊率”标准，我自己还有两个评价标准，也分享给你。

第一个标准，叫做揭开真相，意思是发现致病机制的医生。这个标准，来自于我的一位偶像，我国细菌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也是沙眼病原体的发现者——汤飞凡先生，他是中国眼科领域曾和诺贝尔奖走得最近的人。

上世纪50年代，沙眼是全球性的致盲眼病，在中国感染率高达50%，农村更是“十人九沙”。沙眼的病因，一直被认为是细菌感染，但汤飞凡和助手经过几百次试验，分离出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衣原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在自己的眼睛中做测试，最终向全世界证明了细菌病原说的错误，对全人类攻克沙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他曾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了一种预防方法，就可以让亿万人不得传染病。”这句话，成为了我衡量一位眼科医生是否伟大的标准。

第二个标准，我认为是突破禁区，意思是带领眼科走出沼泽地的医生。这个标准来自于我的另一位偶像，我的博士生导师黎晓新教授，她也被称为中国的“玻切女王”。

刚才我提到过，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中，能够治疗眼底病的只有约3000人。但你知道么，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30年前，在我国，眼底玻璃体干脆就是禁区，谁得了视网膜脱离这类眼底疾病，等于被宣判了失明，任何医生都没有办法，患者只能等待眼球萎缩的残酷现实。

而黎教授率先从德国引进了玻璃体切割手术技术，并且带领国内同行，用二十年时间将我国的眼底手术水平从零发展到领跑国际，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奇迹。

在她的带领下，我国的水平有多高？给你讲一个我亲身的经历。作为她的学生，2009年，我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学术交流大会上我分享了一台复杂的玻切手术案例，患者由于遭遇严重的眼外伤，眼球变形，组织结构紊乱，视网膜脱离合并重度的玻璃体病变，情况非常糟糕。

德国医生一开始私下议论，以为我要展示的是眼球摘除手术，他们没想到，经过手术，患者最终的视力恢复到了0.3。会议结束时，欧洲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说道：“如果再有德国患者出现这类接近死刑宣判的视网膜病变，我会建议他买张机票，去中国”。

从黎教授身上，我学会了一件事：做自己认为正确而艰难的事，即使再不被看好。同时她也让我明白了，真正伟大的医生，要立志于带领整个学科突破禁区。

眼科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好。刚才说的是“人”，接下来我们说“事”。什么是眼科历史上的里程碑性事件呢？在我眼里有一件事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关于“弱视”的认知。

现在你听到“弱视”这个病，肯定不会觉得它是个疑难杂症。不光是眼科对于弱视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成熟，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都有了要关注孩子弱视表现的意识，但就在半个世纪之前，“弱视”在眼科看来还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为什么呢？

在过去，我们会认为：眼睛的视力，就是上帝安放在人体身上的一颗宝石，与生俱来；所以弱视就好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很长一段时间内，眼科医生都找不到解决办法。

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有两位科学家应用视觉诱发电位的方法在弱视的猫身上做研究，第一次发现了弱视的主要受损部位，是视皮质，这在视觉系统发育以及弱视发病的神经电生理机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因此荣获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这个发现让我们眼科大夫重新认识了眼睛。

从这之后，我们知道，眼睛的视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宝石，而是一颗种子，在不断的光电刺激之后才得以成长。这样的发现，给弱视群体带来了治疗理念的突破。我们开始使用遮盖治疗，遮盖住好眼，强迫弱视眼多用多看，多接受光电刺激，强化锻炼，这甚至可以让弱视眼视力恢复到正常水平。

对弱视的治疗，也有很多故事让我印象深刻。2009年，我在江西参加健康快车公益扶贫行动，为当地一位3岁的先天性白内障儿童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可是第二天检查视力，只有0.2，家长特别着急。

但我安慰他说，视力就像一棵树苗，需要阳光雨露才能生长。我给家长交代了很多任务，比如让孩子描简笔画，从上色开始，逐渐过渡到描细节，还让孩子练习拿线穿珠子，从大珠子开始，逐渐加大难度，最后变成穿针引线。等到孩子7岁时，家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孩子视力恢复到0.8，考了数学满分。我特别高兴。

眼科独有的仪器

好。讲完了“人”和“事”，我们再看“物”，也就是眼科独有的那些仪器。

眼科，在三十多个科室中属于小科室，还曾一度和耳鼻喉科合并，称“五官科”。为什么会又分离出来单独成科呢？有个有趣的说法，说耳鼻喉的检查用同一套仪器就可以，而眼科用不了。我觉得颇有几分道理。

针对不同的视功能检查和疾病诊断需要，眼科又细分出各种亚专科，每个亚专科都有属于自己的复杂仪器。我在文稿里贴了一些照片，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

展示这些仪器，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想告诉你的是，开发新型检查治疗工具，以及手段，是除临床外，眼科医生获得极大成就的另一条路。

在眼科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传奇人物，就是瑞典眼科学家Goldmann 教授，他就像武术界的张三丰一样。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随便走进一间眼科诊室，都会看到裂隙灯这种设备，照片我放在文稿区了。

这个设备就是Goldmann 在一百年前发明的，它让医生可以轻松地检查患者从角膜表面，到眼底。不仅如此，Goldmann 还发明了前房角镜、压平眼压计、视野计等等设备。这些设备，现在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为了纪念他，他任职的伯尔尼大学把他在演讲厅坐过的木椅一直保留到现在。

每年考研季都会有学生发邮件问我，怎么选眼科的研究方向。那有的同学就会在邮件里说，陶老师，我不喜欢做手术，该怎么发展。我一般都会这么回复：如果你不喜欢做手术，那就紧跟新技术的发展方向，探索医疗设备、手段的革新。

举个例子，在眼病诊断领域，人工智能辅助眼部影像识别，赋能医生，正在成为趋势性的方向。我在两年前发起了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AI辅助早筛公益项目。如果可以在血液科内采集到全部骨髓移植患者的眼底照相，由有经验的眼科医生及时阅片，那么就可以实现在早期发现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患者，及时给予治疗，避免致盲。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从北京朝阳医院科创中心进行成果转化，落地包括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儿童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等五家医疗机构，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覆盖全国，再不让任何一个人因为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而失明，每年为全国减少4000个失明的人。

你看，如果能跟上新技术的发展，把技术转化成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仪器，那么这种贡献，也是功德无量的。

好，下一讲就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讲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眼科的未来长什么样。我是陶勇，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