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阿尔特：没有方向，唯有坚持

你好，我是薄世宁，欢迎来到《临床医学前沿报告》。

今天是咱们前沿报告的最后一个模块也是最后一课。

在课程设计阶段，专家团一致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目光仅仅锁定在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和理论上。我们还应该致敬推动这些前沿发展的人。所以在每年的前沿报告里，我们都会致敬一个人。

今年，我要致敬的人是哈维∙阿尔特，他是2020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之一。

哈维对人类最大贡献，是他大大降低了输血性肝炎的风险，让输血更安全。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理由。

哈维∙阿尔特

当诺奖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老先生获奖，并问他，你看你做了这么多贡献，你有啥要讲给年轻人的吗？

哈维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在不确定面前，我们没有方向，唯有坚持。

为什么没有方向呢？

50年前，哈维来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输血科工作时，领导说，哈维啊，具体怎么干我也不知道，我就只告诉你一个事，有三分之一的人输了血，会得肝炎，超过一半的人在20～30年以后肝硬化，然后就是肝癌。你去查查。把这个风险给降下来。

哈维一下就蒙了。

为什么输了血会得肝炎？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是什么病毒？是怎么复制的、怎么传播的？怎么打击？用什么药？药在哪里？没药怎么能降低风险？

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任何方向。

但是哈维硬是把这个30%的传染风险，打到了0。

他用了50年的时间。

输血性肝炎风险：从30%到0%

1964年，哈维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后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他和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布隆伯格共同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

你肯定听说过“澳抗”这个词，澳抗就是澳大利亚抗原的简称，指的就是乙肝病毒的表面抗原，我们听到说谁“澳抗阳性”，就说明他感染了乙肝病毒。

哈维调查发现，在当时输血后肝炎的发病率高达30%，主要原因就是卖血。他倡议取消商业献血，改为志愿无偿献血，并开发出澳大利亚抗原检测技术，这一做法，让输血后肝炎的发病率从30%急剧下降到10%左右。

这个成绩够伟大了吧？

哈维也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

但是，很快他发现，还有更多的敌人他根本没找见。

1973年，当更灵敏的乙肝表面抗原检测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哈维拿出来他储存的所有输血后肝炎病人的血清样本进行了复检，结果，令他大吃一惊。

他发现，乙肝只占30%，换句话说，70%的输血后肝炎，不是乙肝。

哈维一下子又没了方向。一定还有另外的未知的病毒，而且未知病毒占比更大，危害更严重。

这会是什么病毒呢？是一种，还是几种？会是甲型肝炎吗？

他百思不解。继续找。

1975年，哈维有了检测甲肝病毒的新技术，但检测结果是，他所有的标本里没有一例是甲肝病毒。

哈维想，难怪他怎么努力也就只能把输血后肝炎的发病率从30%降低到10%，然后就再也降不动了。

既然70%的输血后肝炎不属于乙肝，更不是甲肝，那一定还潜伏着未知的敌人。

他给这个未知病毒起名叫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只知道，病毒不是甲肝病毒也不是乙肝病毒，但是是什么不知道，是几种也不知道。

这就是哈维的第二个伟大成就，这一发现，为他后来把输血性肝炎的风险降低到0奠定了基础。

他先是完成了病毒接种动物实验，成功验证了这是一种新型病毒。

之后他又进一步证实了被这种未知病毒感染后，80%的病例会引起慢性肝炎，20%会导致致命的肝硬化。

但是遗憾的是，最后一步：明确病毒，哈维却落后了。1989年，科学家霍顿捷足先登，抢先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炎病毒就是哈维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

哈维当时遗憾地说，看来诺贝尔奖又一次从我身边溜走了。

明确了病毒，接下来，哈维从1990年开始，让所有献血者都筛查丙肝病毒抗体，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到了1992年，输血后肝炎发病率下降到1%，比1989年下降了75%。

到了1997年，哈维又有了更敏感的第二代丙肝抗体检测方法，到这个时候，输血后丙肝的发病率几乎降到了0。

在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建模来预测，估算每200万次输血中仅可能有1例感染丙型肝炎病毒。这个概率比出趟门被闪电击中的概率还要低。

直到今天，哈维一直遗憾他没有率先发现丙肝病毒。但是他的工作是对丙肝病毒的深入研究第一步。

丙型肝炎最终成为了一种可治愈的疾病。

1989年，霍顿分离出丙肝病毒，紧接着1997年，赖斯成功实现了丙肝病毒的复制。

2013年，人类研发出抗丙肝病毒特效药，随着药物升级，几乎100%的丙肝病人可以做到治愈了。几年后，药品公司股价大跌。原因居然是药的效果太好，病人服药后三个月左右即可治愈，丙肝病人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影响了公司的盈利和未来增长空间。

在人类医学史上，只有极少数的慢性病毒性疾病能被治愈，丙肝就是其中一种。这是抗病毒史上巨大的突破，哈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主义：微弱信号的放大器

在他的自传里，哈维写到，我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好的父亲和丈夫，但是我从家里偷走了时间。我已经写好了我的墓志铭：“在生活中，他没有时间了。”

你能想到哈维的处境，实验室枯燥的实验，一次次的失败和重来，没有任何方向指引的痛苦和迷茫。

他的50年，是不间断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的基础研究，哈维说，基础研究是发现问题的唯一路径。这是50年的瓶瓶罐罐、快速旋转的离心机、被不停的冰冻、复温的血清标本、各种抗原抗体反应曲线和一页一页的密密麻麻的数据。

他从50年前开始研究之初到今天，没舍得丢过一份血液标本，哈维说，这些标本是他最终降低输血性肝炎发病风险的最好的“老伙计”。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成就，来自一套核心算法乘以大量重复动作的平方。

这就是长期主义的原则。普通人的努力，在长期主义的复利下，一定会累积成奇迹。我想你对这句话也一定感同身受。

哈维获得了很多荣誉。

这包括美国政府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授予平民的最高奖项：杰出服务奖章。

美国肝病研究协会杰出成就奖。

2000年，哈维获得了著名的临床拉斯克奖。

2002年，他成为第一位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临床中心科学家，同年他被选入医学研究所。只有很少的科学家能同时入选这两个协会。

2013年，他获得了加拿大盖德纳国际奖（Canada  Gairdner International Award），这个奖项授予已经或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家。

2020年，他终于等来了诺贝尔医学奖。

再多的奖项，都不足以表达全人类对这位科学家的感谢。

但是哈维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和研究者，我所有的成绩都源于坚持。

如果问哈维，他这一辈子最想致敬谁，他一定会说，布隆伯格。布隆伯格和他一起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也是1980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哈维说，我对研究的坚持不懈来自于布隆伯格。布隆伯格从不被失败吓倒，布隆伯格认为失败只会产生一个新的假设。

哈维说，自从我遇见布隆伯格以来，我学会了坚持。我的“布隆伯格岁月”是我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将永远感恩他。

哈维和布隆伯格图片来源：Hepatology

说到这里我非常有感触。

我的老师张淑文教授，也是这样一个人。

你知道我在ICU工作，ICU病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病情变化非常快，在一个小时内甚至会有几十种走向。你的判断永远不可能全对。

没有捷径，只能坚持密切关注病人。

坐在病人床头，盯着所有的数据。盯着病人每个小时出了多少尿，吸出来的痰什么样，感染指标怎么变，休克的证据有没有去除。

老师常说，你就坚持守着病人，所有在病人床头发生的，都会内化成你的经验，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当《临床医学前沿报告》这门课程在设计的时候，我也对专家团每一个人说，我要坚持做20年，把医学每年的突破和进展都汇报给你，由你告诉身边的人，让每个人都能领略到医学的前沿魅力，我讲的是技术，但是最终这些技术，都会转化为每个人的健康。

我是薄世宁，咱们年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