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何一定是错的？

读者，你好。欢迎来到《进化论 50 讲》，我是王立铭。

上一讲，我们讨论了进化论中经常遇到的两对名词——进化和演化、进化和退化。具体名词的使用可能并不是科学问题，但却反映了人们对进化过程的不同理解方式。

而这些理解方式，特别是错误的理解方式，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整个人类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谓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一种试图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和干预人类世界的思想。

说起来很有意思：

进化论是用来解释生物现象的，但它的诞生受到了人类世界的直接影响。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学理论》一书里，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式的，而粮食产量的增加是线性的。天下太平一段时间，大家拼命生孩子，人口数量就可能突破粮食供应的天花板，导致饥荒、瘟疫和战争等灾难。达尔文本人正是从马尔萨斯的思想中得到了很多启发，才提出了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概念。

而反过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又很快被他的英国同乡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拿过来解释人类世界。

在斯宾塞看来，人类世界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比如，人类个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体现在体力、健康、智力、道德、财富、权力各个方面，而且可以代代传承，恰如达尔文所说的“可遗传的变异”。

这些人类个体在马尔萨斯陷阱的生存压力下展开激烈竞争，带来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结果。最终，竞争会塑造完美的人，也会带来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这种理论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风行世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社会影响。

很多欧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者用它为原教旨资本主义张目：既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人类进步必须的，那当然没有必要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护，更没有必要设置最低工资、完善社会福利。

它还为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提供了思想基础：既然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大号的生存竞争战场，那所谓的优等民族征服、奴役甚至是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此外，它还为臭名昭著的优生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要实现人类的整体进步，当然就得鼓励竞争的胜出者多生孩子，禁止患有遗传疾病的人生育后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扩张野心，以及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等所谓“劣等民族”的系统性灭绝。因此到了二战结束，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被各国知识界唾弃和批判。

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的？

从上面的描述里你可能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套理论的死亡，主要是因为它对人类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破坏。但是，如果只是用结果来批判出发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清算总有点不够彻底。那么，我们是否能在科学上找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漏洞，彻底消解它的理论基础呢？

我认为可以。在这里，我试着提供三个不同角度的思考——

• 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理解了生存优势的范畴。

我在课程里反复强调，自然选择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唯结果论者，它并不在乎生物是如何生存和繁殖的。换句话说，生物进化并不致力于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所谓完美和高级的生物。同一个环境中，会诞生利用各种方式适应环境并繁殖后代的生物。

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里，就倾向于把生存优势简化到几个非常简单的维度，而且这些维度的选择是非常狭隘和随意的。比如，在十九世纪的欧美，人们所谓的优势，无非是属于欧洲主体民族，身体健康，没有遗传病，有很好的智力，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经济条件好，如此而已。

这样一来，内涵丰富的“适应”一词，就被庸俗化成了人类世界里强与弱、优与劣的对比。

如果按照这些狭隘的标准对人类社会进行定向改造，我们马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谁说这种标准能代表人类世界的长期利益？

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吧：

人类对狗进行了一代代的定向改造，筛选出了上百种类型。但人类对狗的筛选标准是狭隘且随意的，可能关注的只是狗的体型、毛色、脸部褶皱的条纹、性格、运动能力等。这种方式筛选和培育出来的所谓“纯种狗”，在人关注的特定指标上，表现得确实符合人类的预期，但在人类没关注的地方，往往存在严重的问题。

比如著名的腊肠狗，人类筛选培育的标准是腿短、身体长，体型像一根长长的香肠。这种体型适合钻入洞穴、帮人类捕猎獾，对人而言是个有用的好特性。人类倒是如愿以偿了。但这类狗却携带一个影响骨骼发育的基因变异，这个变异正是它们特殊体型的根源，但同时也会导致包括椎间盘退化在内的大量严重疾病。

可想而知，如果我们用类似的逻辑对人类世界进行定向的筛选和改造，比如定向的选择身材高大、身体强壮、智商很高的人。最终，我们大概率会获得我们想要的这些特性，毕竟这些特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

但基于生物系统的复杂性，这种做法无可避免的会在我们并不关注的地方带来巨大的风险。也许这些健康、强壮、聪明的个体，普遍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反社会人格呢？也许繁殖能力低下呢？也许这些人都对某种全新的病毒敏感，一波疫情就毁灭了整个人类物种呢？

• 第二，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充满成长性的生存竞争搞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讨论过，生存竞争的范围很大，可能发生在物种内部、物种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我们也讨论过，生物间的各种相处方式，要比单纯的竞争和对抗丰富得多。

而且，不管竞争的结果是什么，生物的总体生存空间都是在扩大的。同一个地球环境中，伴随着生物进化的过程，能够容纳的物种数量、生物个体数量、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数量，都是在持续增长的。

但是在社会达尔文的理论中，人类的生存空间往往被看成一个大小固定的蛋糕。人类世界的唯一主题就是互相斗争，确认这块蛋糕到底应该属于谁。既然这块蛋糕的大小是基本固定的，那么这场生存竞争就注定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这种“蛋糕无法做大，只能再次分割”的假设，不光不符合生物进化的事实，也不符合人类世界的发展现状。

在人类诞生之后，地球的陆地面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伴随着人类世界的发展，人类能够生存繁衍的空间是在持续扩大的，人类的食物供应也是在快速增加的。

在杀虫剂、化学肥料、育种技术、农业机械技术出现之后，同一块耕地能够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的人口，相比农业时代有了几倍、几十倍的提高，人类世界实际上已经告别了绝对的粮食匮乏。

换句话说，当年启发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马尔萨斯陷阱，在整体上已经不存在了。

未来，新能源技术可能会让人类彻底告别能量匮乏，脑机接口和虚拟现实技术可能会让人类彻底告别生活空间的匮乏，宇宙空间的探索还能继续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蛋糕只要能做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零和游戏假设就站不住脚了。

• 第三，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描述的是生物进化过程的基本规律，只考虑“真相是什么”这样的事实判断问题，不涉及“这样对不对”“这样好不好”的价值判断问题。这也是所有科学的共同点之一。

比如在生存竞争中，只有一部分生物个体能够生存和繁殖，另一部分生物个体则被淘汰，这种现象导致了生物特性持续发生变化。进化论只会告诉你，自然选择青睐前者，并不会说前者天然就比后者“好”，更不会说前者就“应该”活，后者就“应该”死。

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关心的恰恰只是价值判断问题。

比如，在 19 世纪末的不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强壮健康就是好的，虚弱多病就是坏的；性格直爽勇敢就是好的，懦弱友善就是坏的；白种人就是好的，黑人和黄种人就是坏的等等。好的就应该发扬光大，坏的就应该彻底消灭。他们试图用这些非常主观的价值判断标准来指导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

要知道，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同。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人为选定的，是从某时某地某一部分人的价值观里衍生出来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人的心中，世俗角度下优劣的判断标准实际上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

比如在古代世界，性格残忍好斗可能是一条优势，因为这样的人更容易通过争斗获得好处。但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会认为，性格友善、容易合作的人有优势。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肥胖是富足和美好的象征；而到了富足年代，人们又开始觉得好身材代表着自律和健康。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价值判断根本没有一个客观成立的标准，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到底打算按什么标准对人类做定向改造呢？

如果坚持自己喜欢的那一套，那只能说明他们的思想其实是极端自私的。而如果允许筛选标准经常变，允许各地的人设置不同的筛选标准，那就更说明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改造世界的目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下节预告

下一讲，我们再看看进化论在伦理学领域的渗透，看看进化论思想如何影响了人类对人性的理解。

我是王立铭，我们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

仅仅在科学层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三个巨大的漏洞——

1. 它对生物的优劣做了庸俗化的理解，按照几条简单的标准对人类进行定向筛选，可能会破坏人类的长远利益。
2. 它把生存竞争理解成了零和游戏，却忽略了生物进化和人类进步都在持续拓展生存空间。
3. 它对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坏做了纯粹的价值判断，还试图强行推广。而价值判断的问题在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称，无法强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