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者的解答：哪些场景更能孕育出创新？

读者，你好。欢迎来到《进化论 50 讲》，我是王立铭。

上一讲，我们讲了创新者的窘境和进化的破题之道。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在进化论的视角下，哪些因素更容易孕育创新。

和商业世界的创新一样，生物世界的创新同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常见的创新来源就是繁殖过程中的基因变异，而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基因变异是有害的，真正能带来正面价值的变异凤毛麟角。

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上任取一个时间断面分析，生物体体内的基因序列基本都可以看成是已经经历了自然选择的千锤百炼，正处在比较理想的工作状态，随机对它们进行修改，导致问题的概率远远大于带来好处。

从这个角度说，生物体其实是以大量有害创新为代价，为极少数真正能带来改善的创新创造条件。

你可能会问，有没有可能只保留好创新，避免坏创新呢？

还真不行。因为基因自己没有智力，变异的来源是复制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结果从本质上说就是随机的、不可控的。

举个例子：

在 DNA 复制过程中，有一类错误能够制造出所谓的“融合基因”，把原本的两个基因拼接到一起。原本基因 A 和 B 分别独立工作，但融合以后，出现了一个使用了部分 A 基因片段和部分 B 基因片段的新基因C。这个新基因 C 就可能会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新功能。

新功能可能是好的。比如，果蝇体内有个叫史芬克斯（sphinx）的新基因，是两个老基因的片段融合形成的，对果蝇的交配行为非常重要。

但新功能也可能是坏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有部分白血病患者体内，两个对人体正常功能很重要的基因 ABL 和 BCR 被拼接在一起，制造出了一个能够引发细胞疯狂复制繁殖的新基因 BCR-ABL。

但重点是，不管是好是坏，生物体只有真的尝试过之后才知道，实在是无法预料，也无法计划的。

即便把创新主体换成有头脑、有智慧的人类，也没有用。因为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当然也就不可能预先计划。

发明了福特 T 型车、真正将汽车带进千家万户的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当初我去问顾客需要什么，他们会说，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创新发生得更容易、风险更低呢？

在我看来，进化能给我们提供三条经验——内部储备冗余、对外远离热点、组织上保持灵活性。

储备冗余

支持创新的第一条法则，我认为是内部储备冗余。

我们在前面课程里提到过，如果某种生物体内某个重要基因有超过一个拷贝，几个拷贝行使完全一样的功能，那么即便其中一个拷贝出现复制错误，基因的功能受到破坏或者干扰，也不影响生物的生存和繁殖。

这样一来，冗余的基因拷贝就很容易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破坏和丢失。因为留着它们也没什么价值，反而还得耗费生物体宝贵的资源去复制和维护它们。

但恰恰也因为无足轻重，这些基因的冗余拷贝反而成了新功能涌现的土壤。

比如，如果一个冗余拷贝因为基因变异出现了一个新功能，而且这个新功能恰好能对生物体提供全新的价值，它就会被保留下来。

对咱们人类来说，一个意义重大的创新——分辨红光和绿光的能力——就是这么来的。具体来说：

在大约两千万年前，灵长类的祖先体内负责检测绿光的色彩感受器基因发生了一次复制错误，一个拷贝变成了两个拷贝。之后，这两个基因拷贝又分别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序列变化，导致两者识别的光波波长相差了 30 纳米，分别对应绿光和红光。

因为这次突变，人类、猩猩、狒狒和猕猴这些在非洲和亚洲大陆生活的猴子，从此具备了三种色彩感受器，帮助它们在绿色的丛林中准确地找到成熟的水果。可想而知，色彩感受器基因的冗余拷贝，正是这种新色彩感知能力出现的基础。

总之，既然创新是一件高风险的奢侈品，那么想要给创新更多的机会，我们就需要适度的浪费资源，储备看似可有可无的冗余。

这一点，可能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是最感同身受的。科学史上大量的发现和发明都来自于意外，比如 X 光、原子核、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青霉素、伟哥等等，例子多到无法一一列举。

但恰恰因为原始创新无法提前规划，因此支持科学探索最好的办法就不是重点盯住几个众望所归的人，并期待他们产生突破，而是支持一定规模的科学家，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并期待他们当中总会有人做出伟大的发现。

商业世界里，类似的逻辑也同样成立。不少商业领袖常说，“要趁着晴天修屋顶”，我想也可以类似的说一句，“要趁着还有家底的时候多做创新”。

远离热点

支持创新的第二条法则，我认为是远离热点，远离那些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首先是因为，激烈的竞争和储备冗余是矛盾的。

面对激烈的竞争，任何一点累赘可能都会干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机会。比如，猎豹为了最大化短跑冲刺能力，在耐力、格斗能力、咬合力等很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牺牲；鸟类为了飞上天空，甚至连稍微有点分量的牙齿都可以放弃。

甚至说得更极端一点，携带一个多余的基因拷贝就意味着，生物体要付出额外多一点点能量，用于这段 DNA 序列的复制和错误修复，这就需要它多找到一点食物，多一点机会暴露在天敌视野之中，可能就会导致这些生物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

其次是因为，生物进化的创新往往就发生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时空中。

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讲到过，新物种形成的热点地区是“边疆”，是原物种生存繁衍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带。

这个“边疆”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比如人们发现，新物种形成速度最快的地方，并不是热带雨林这样物种已经非常丰富的环境，而是沙漠、高山这样贫瘠危险的地方。这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些冷门地区，生存竞争的烈度相对较低，新生的物种相对更容易存活下来。

同时，这里的“边疆”也可以是时间意义上的。比如在进化历史上，生物大灭绝之后经常伴随着新物种数量的快速扩张，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就是如此。这可能也是因为，大灭绝给新生物种腾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这个道理在人类世界中也同样成立。曾国藩有句名言，“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这两句话应该合二为一的看：因为久利之事，大概率会引起众争，而我们能做的，是避免扎堆前往那些诱惑巨大，同时也存在高强度竞争的地方。

上一讲，我们提到了克里斯滕森教授和他的名著《创新者的窘境》。他还有一本相对没那么有名的作品——《创新者的解答》，试图给出一些商业世界的破题之道。他在书中讲到的很多经验，比如寻找用户需求的缺口、开发差异化的产品等，本质上都是建议远离“众争之地”，寻找商业活动的新边疆。

灵活组织

支持创新的第三条法则，我认为是保持组织的灵活性，在不同的环境中快速发展出新的生存技能。

商业世界的大公司往往类似大象型组织，内部已经形成了高度分工和效率优化。我们经常说，后发国家和创业企业需要“弯道超车”，其实是因为在“直道”上，也就是在路径清晰的赛道上，大公司往往可以充分发挥效率优势，很难被后起之秀超越。

这是大象型组织的优点。但说到创新，可就不是大象型组织的特长了。我们在前面也讨论到，大象型组织感知环境的方式高度中心化，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有明显的短板。当环境确实发生剧变的时候，大象型组织在原有环境中的高效率，反而可能会成为它主动变化的障碍。

一家商业组织和一个生物体一样，也有诞生、成熟和衰退的生命周期。而大公司的衰退，最重要的原因也许不是竞争对手，也不是自己自废武功，而是环境改变导致的不适应。而蚂蚁型组织的创新，则来自于分布式智能，它很好地弥补了这个问题。

每一只蚂蚁个体都可以独立的感知外部环境变化、完成工作任务、不需要事事请示汇报。在不同的场合，蚂蚁还可以切换工作角色，完成包括修筑巢穴、抵抗外敌、寻找食物等不同任务。此外，蚂蚁之间还可以形成局部协作，共同完成诸如蚂蚁搬家这样的大工程。

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就决定了，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蚂蚁并不需要指挥官，也不需要上帝视角，就能自发的完成状态切换，迎接新的挑战。

因此，也许大象型组织转型和蜕变的方法之一就是化整为零，把自己从一个高度整合的单一组织变成蚂蚁式的去中心化组织，让不同的业务单元直接单独面对环境变化，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里，可能就会有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业务单元能够从这种“内部竞争”的环境中成长出来，帮助大象型组织找到新的战略方向。

总结

说到这里，商业世界的进化论我们就讨论完了。

我想你已经看到，在竞争、组织和创新三个方面，商业世界似乎都能从生物世界的经验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然，我也必须得提醒你，生物进化的历程固然隐含着不少有启发性的道理，但过度的简化和类比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More is Different，作为代表人类智慧巅峰的复杂系统，商业世界一定有它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我也同样相信，这些规律的优雅和力量也会让生物进化望尘莫及。

到这里，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愿你我都能从课程中汲取进化之力，看到生物之美，感受科学之光。我是王立铭，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