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读者问43｜为什么黄热病在亚洲比较罕见？

得到用户，你好。

我是孙轶飞，欢迎来到《医学文明300讲》。

又到了我们每周五的问答时间，感谢所有同学在课程底下的留言，我们一起分享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希望你能从中有所收获。

心理安慰与安慰剂效应

戴嘉蒙

有这样一句话说：“有时能治愈，常常有帮助，总是能安慰。”是不是可以认为，医生的诊断和分析即使不那么准确，也可以给病人提供心理安慰，有利于病人的治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课程里讲过很多次，目前的医学模式是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医生给予患者的心理安慰以及人道主义关怀，就属于心理因素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还可以延伸一下，思考另一个问题：无效的治疗有没有可能改善患者的病情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我们之前说过“安慰剂效应”这个概念，指的就是病人虽然得到的是无效的治疗，但他们却对这种治疗方式有非常高的预期，给了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从而让症状得到了减轻。

这证明，心理作用在医疗实践中对病人有非常强的影响。

在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下，患者在生病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比如焦虑、恐惧以及孤独感，也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这要求医生给予患者足够的关怀，通过倾听的方式去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这对改善患者的整体状态是非常有意义的。

亚洲黄热病罕见与基因问题

谪仙人

黄热病在亚洲比较罕见，这和鼠疫、天花不一样，是不是亚洲人有先天对抗黄热病病毒的基因呢？

这和亚洲人的基因关系不大。

我们之前提到过，生物演化的过程就是适应环境的过程，这包括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适应。

自古以来亚洲就几乎没有出现过黄热病流行，也就是说，在几万年的时间里，亚洲人没有和黄热病病毒共同演化，也就自然没有为了适应黄热病去改变自己的基因，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就不存在先天对黄热病病毒抵抗力强的可能性。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黄热病在亚洲确实罕见，哪怕是在交通便利的现代社会，黄热病也没有在亚洲引起流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讲几种人们提出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生态环境

第一种可能性是，亚洲的生态环境不适合黄热病病毒传播。黄热病病毒传播可以分为丛林模式和城市模式。丛林模式需要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以及蚊子，但是亚洲大部分地区缺乏这样的条件。

而在城市模式中，只需要有人类和蚊子就可以。那是不是因为亚洲的蚊子品种跟非洲、美洲不同，才限制了黄热病在亚洲城市传播呢？

这一点其实不成立，科学家已经证实，分布在亚洲的埃及伊蚊是具备传播黄热病病毒的能力的。因此单纯从蚊子的角度解释不通。

第二种可能性：公共卫生防控

第二种可能性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有效防控。在二十世纪初，一些国际公约对跨国的交通运输进行了规范，其中就包含了卫生检查。这些条约可能防止了黄热病传播到其他地区。

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已经相当广泛和密切。黄热病既然能从非洲传到美洲，同样存在传到亚洲的可能性。因此单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也解释不通。

第三种可能性：交叉免疫

第三种可能性是，交叉免疫带来的结果。

在讲牛痘接种法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人感染牛痘病毒之后，可以产生对于天花病毒的免疫力，沿着这个思路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亚洲，登革热的发病率比较高，而在感染登革热之后，人体内产生的抗体对黄热病病毒就有了一定的免疫作用，这就使得黄热病在亚洲传播的风险极大地降低了。

也就是说，虽然人类自身的基因大概率没有对抗黄热病病毒的先天优势，但是登革热的高发使亚洲人意外地获得了对黄热病病毒的抵抗力。

类似的例子，在医学史上不止一个。比如有一些学者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麻风病都是一种流传很广的传染病。后来麻风病的影响力逐渐变小了，但结核病的发病率却逐渐提高。

有一些专家就认为，结核病与麻风病也存在交叉免疫，当结核病给人类的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麻风病的影响也就随之减弱了。

未来传播风险的提醒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旅行越来越便捷，加上近年来明显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都使得黄热病未来在亚洲传播的风险上升，亚洲此前也确实存在输入病例。

对这种看似离我们很遥远的疾病，我们同样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临床试验的选择权与塔斯基吉案例

无知之幕

电车难题个人认为并不能与临床试验相对比，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电车难题的受害者是没有选择的，或者说他们不是自愿的，是被迫参与到这个极端的思想实验中来的。而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是有选择的，他们并不是被迫或被骗才参与进来的。

讨论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932年，美国的塔斯基吉大学和阿拉巴马州的政府部门合作。他们开展了一个医学项目，来研究梅毒在人群中的自然传播情况。实验是这样的：

他们选取了399名男性梅毒患者以及201名健康男性，共计600人，作为实验参与者。这600人有三个共同点：

• 第一，都是穷人；
• 第二，都是非洲裔的美国人；
• 第三，他们都对实验的具体内容不知情。

所有参与的人只被告知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以及生活方面的补助。而在实验过程中，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所以最初提到的条件后来也都没有兑现。

有了实验参与者，研究人员围绕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把这600人放到同一个地区生活，然后从1932年到1972年的整整40年时间里，研究人员就像观察笼子里的小白鼠一样，密切地关注着这600人的梅毒病情发展情况。

通过这种简单的实验设计，研究人员可以知道，梅毒患者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他的病情会如何发展；还可以知道，这群人所在的地区在不进行治疗的情况下，梅毒的传播会形成怎样的状态。

如果单纯从科学的角度考虑，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当然意义重大。它能让医生直观、准确地了解梅毒这种疾病发生、发展以及流行的情况。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梅毒进行进一步研究，就可能找到有效的防控措施。

阻止治疗与试验的终止

但是医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的恶劣之处在于，这项实验开始的1932年，医学界还没有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但是在11年后的1943年，梅毒的特效药青霉素就问世了。

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的研究人员为了让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故意阻止参与这项实验的梅毒患者接受治疗。

就这样，在实验持续的40年时间里，最初的399名梅毒患者全都延误了治疗时机，其中很多人因此去世。而且在这样一个梅毒高发的地区，当初的201名健康男性也有很多感染了梅毒。

就在这些参与者不断被梅毒折磨并丢掉性命的同时，研究人员通过观察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后来实验在1972年停止，也不是因为研究人员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有人向媒体揭露了这个事件。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卫生系统的一些官员仍然宣称，那些实验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状况，他们是被试验者，是研究资料，而不是病人。

回顾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我们会发现这是医学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哪怕今天提起来，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发达国家的真实事件。

电车难题、知情权与伦理警惕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电车难题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就是电车难题在医学领域的翻版。单纯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实验确实给医学界了解梅毒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全世界的梅毒患者都因为这个实验受益，他们就是电车铁轨上的那5个人。

而参与实验的600名非裔美国人，则是被困在另一边铁轨上的1个人，他们属于少数群体，在被强迫的状态下，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没有获得选择的权利。

而且注意，塔斯基吉实验离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1972年实验结束，直到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才就这件事进行了正式道歉。

也就是说，仅仅在20多年前，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违背他人的意愿进行医学实验，仍然是现实中被广泛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医学实验中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一些研究人员会选择在孤儿院的孤儿身上进行实验，恶劣程度比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一直说，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清现在，这个故事让我们忍不住想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生活的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医学实验都在医学伦理层面达到足够高的标准了吗？哪怕只有那么一丝可能性，会再出现类似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的事件，我们也要警惕。

否则当电车从远处疾驰而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躺在铁轨上的少数人。

医疗不信任的长期影响

最后补充一些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造成的后果。因为实验参与者都是非裔美国人，因此从那以后，非裔美国人一直对美国医疗界抱有深深的怀疑。在各种医疗项目中，他们的参与积极性都不高。

而很多贫穷的黑人也不愿意接受常规的医疗保险，防止再次被卷入类似的实验。

除此以外，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还助长了一种在非裔社区中传播的谣言，那就是“艾滋病是美国政府为了针对黑人而故意制造或传播的阴谋”，因此很多黑人都拒绝参与艾滋病预防项目或疫苗接种。

今天艾滋病在美国黑人社区中的蔓延，也应该一部分归咎于美国政府。

好，本周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