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脊髓灰质炎：政治如何影响疫苗研发？

在脊髓灰质炎的防控过程中，政治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是孙轶飞，欢迎来到《医学文明300讲》。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奇特的疾病。二十世纪之前它默默无闻，但在二十世纪卫生条件得到普遍改善之后，它反而开始流行起来。跟天花、鼠疫和霍乱相比，脊髓灰质炎的危害相对比较小，但是它却在政治家的影响下引起了医学界极大的重视。

而且，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应用也和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形势深度绑定。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种与政治挂钩的传染病。

脊髓灰质炎的症状

先简单介绍一下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因为它常侵袭儿童，所以也被称为小儿麻痹症。引起该病的病原体是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virus）。在二十世纪之前，脊灰的影响很有限，感染脊灰后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明显症状，就算有症状也通常很轻微。

不过也有少数人会出现严重症状，包括呼吸困难、肌肉萎缩、肢体畸形、下肢瘫痪甚至死亡。这些症状是人们对它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

卫生改善与发病率上升

那么，为什么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卫生条件变好反而使脊灰的发病率上升呢？

有这样一种解释。脊灰病毒生存力强，在自然环境里可以存活几个月时间，所以在二十世纪之前，人类感染脊灰病毒的几率很高，并因此对它产生抵抗力。而且，新生儿还能从母乳中获得抗体。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微生物致病理论深入人心，大家开始重视环境卫生，肥皂、洗手液、消毒液得到了普及。这对于预防传染病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让人们对脊灰病毒的接触大大减少，孕妇和新生儿也就不能产生抗体。

罗斯福患病与成人脊灰

结果脊灰在二十世纪初期变得张牙舞爪，而且经济和生活条件越好的人，越容易成为脊灰的受害者，这让当时的医生非常困惑。

但正是这个特点让脊灰受到了政治家的重视，因为在1921年，一位39岁的政治家得了脊灰并下肢瘫痪，他就是唯一在任四届并带领美国打赢二战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 1945）。

罗斯福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自然是非常干净，这让他对脊灰完全没有抵抗力，结果在39岁“高龄”发病。类似的例子改变了对脊灰的认识，以前医生认为脊灰通常感染儿童，可现在发现成年人一样会得病。

错误的传播理论与疫苗延误

当然，罗斯福得病还因为当时没有脊灰疫苗。早在罗斯福得病多年之前，脊灰疫苗研究就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190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纽约成立，第一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866-1959）立刻开始用恒河猴作为实验动物研究脊灰。当时已经有学者指出脊灰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所以弗莱克斯纳先要搞清楚脊灰病毒进入人体的途径是什么。

在实验之后，弗莱克斯纳认为，脊灰病毒经过鼻腔的嗅神经进入大脑，然后损伤脊髓并导致一系列症状。以今天的观点看，脊灰病毒是经过消化道传播，弗莱克斯纳错得很彻底。

根据这个错误的结论，脊灰病毒侵袭人体的途径只和鼻腔、神经系统有关系，和消化系统没有关系，更是完全绕开了血管。那么疫苗也就不用研究了，因为疫苗的作用机制是让人产生抗体，并通过血液运送到全身来对抗病毒。

但在当时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弗莱克斯纳的地位非常权威，没人能反驳，脊灰疫苗的研发就这样被拖延了30年。

罗斯福推动防治脊灰

不过就算疫苗研究陷入僵局，也不能阻止罗斯福防治脊灰的决心。

1938年，罗斯福主持成立了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现名为March of Dimes），并且让自己当律师时的合作伙伴担任负责人。

就这样，伴随着脊髓灰质炎在二十世纪的频繁爆发，以及罗斯福的大力推动，根除脊灰成了当时医学界的重要目标。

萨宾发现消化道传播

那么是谁给疫苗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呢？

提出错误理论的弗莱克斯纳手下有个科学家叫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1906-1993），他为了避开弗莱克斯纳的影响，跳槽到了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

他在这里的医院采集了许多样本以后发现，脊灰病毒主要聚集在消化道，鼻腔里的脊灰病毒数量反而非常少。其他学者也得出了和萨宾一样的结论：

脊灰是消化道传播疾病，而不是从鼻腔直达神经系统，疫苗是有用的。

索尔克确定三个病毒亚型

而罗斯福建立的基金会也找到了正确的人，他就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1914-1995）。从1949年11月开始，索尔克花费了大约2年时间、120万美元和17000多只猴子，最终确定脊灰病毒一共有三个亚型。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脊灰病毒的亚型太多，那么就很难让疫苗覆盖所有的亚型。而索尔克发现脊灰病毒的亚型并不多，研发脊灰疫苗的可能性更大了。

灭活疫苗的研发与实验

接下来，索尔克决定研发灭活疫苗，也就是杀死病毒让它对人体无害，但是依然能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索尔克选择灭活疫苗是因为它技术难度低，研发时间短。

在基金会强大的资金支持下，索尔克聘请了几位优秀的科学家组成团队，他们先是用猴肾细胞制成培养基，从而能够大规模繁殖病毒。然后使用福尔马林将繁殖出的脊灰病毒灭活处理，这样便制成了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灭活疫苗。

之后，索尔克找到收养残障儿童的机构，在这些孩子身上进行实验，确保了疫苗的安全性。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实验完全不符合医学伦理。

放弃专利与全人类的贡献

经过实验之后，索尔克在1953年1月宣布了这一成果，而且放弃了脊灰疫苗的专利权。

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为了全人类。没有专利。难道你能为太阳申请专利吗？”（Well, the people, I would say. There is no patent. Could you patent the sun?）

从1952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根除了脊灰，不得不承认索尔克的巨大贡献。

萨宾对灭活疫苗的质疑

但是，索尔克并不是唯一的功臣，刚才讲到的发现脊灰病毒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萨宾同样有重要贡献。

当索尔克公布灭活疫苗之后，萨宾立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实验室肯定能灭活病毒，但在批量生产中却未必能做到，这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灭活效果不好，反而会造成脊灰的传播。

而且灭活疫苗使用的毕竟是死病毒，产生的抗体水平不足，免疫效果自然也不好。

萨宾之所以对灭活疫苗评价这么低，是因为他正在忙着开发减毒活疫苗。但他毕竟慢了一步，当他的疫苗研发成功时，索尔克的灭活疫苗已经在美国广泛使用，萨宾的减毒活疫苗就这样被打入冷宫。

冷战带来的疫苗机会

但是，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形势给了萨宾新的机会，让他在世界的另一端取得巨大胜利。1955年苏联就成立了脊灰病毒研究所，所长是病毒学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Михаи́л Чумако́в，1909- 1993）。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年，丘马科夫就到美国拜访了索尔克，希望他能帮苏联生产灭活疫苗。

口服减毒活疫苗的推广

然而当时正处在冷战时期，怕惹麻烦的索尔克果断拒绝了这个要求，无奈之下的丘马科夫只能拜访了萨宾。

此时的萨宾正发愁自己的疫苗没有用武之地，他非常详细地跟丘马科夫解释，索尔克的灭活疫苗需要注射接种，所以需要培养专门人员，而且需要接种三次，成本很高。

而自己的减毒活疫苗成分是被削弱的脊灰病毒，因为脊灰病毒经消化道传播，所以自己的疫苗只需要口服就能发挥作用，不但方便、省钱，而且效果更强大。

不止如此，萨宾还表示口服疫苗可以放在糖浆里，口感还很好。

苏联的大规模接种

丘马科夫把萨宾请到苏联，对减毒活疫苗进行宣传。在1958年到1959年，苏联对减毒活疫苗进行了大规模临床试验并取得了成功。

然后苏联展现出了美国不可能具备的超强动员能力。

从1959年12月开始，苏联给两个月到20岁的公民接种了萨宾的减毒活疫苗，接种人数高达7700万人。这也使得苏联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消灭脊灰的国家。

顾方舟与中国的糖丸疫苗

在这两种疫苗之中，中国的选择是什么呢？

当萨宾在苏联宣传减毒活疫苗时，恰好中国向苏联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一位是顾方舟（1926-2019）。顾方舟在苏联成为了丘马科夫的学生，在丘马科夫的同意下，顾方舟把相关实验材料带回了中国。

此后顾方舟在萨宾疫苗的基础上，制备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脊灰疫苗而且做成了糖丸的形式。不但更便于储存运输，而且孩子们更爱吃，因此顾方舟先生也被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在以顾方舟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的努力之下，我国在2000年终于实现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

总结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身患脊髓灰质炎，在他的推动下，美国的脊灰疫苗研究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索尔克的灭活疫苗在美国广为应用，而因为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影响，萨宾的减毒活疫苗在苏联得到推广。

顾方舟先生基于萨宾的减毒活疫苗，在中国推广了糖丸形式的脊灰疫苗，为中国根除脊髓灰质炎做出了重要贡献。

思考题

因为研究脊灰而获得诺奖的并不是索尔克和萨宾，而且另有其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把知识分享给我。

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