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大明劫：明朝的灭亡跟鼠疫有什么关系？

我是孙轶飞，欢迎来到《医学文明300讲》。

上一讲我们说到，在17世纪30年代，鼠疫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大陆的另一端，鼠疫同样给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毁灭明朝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皇帝倦政、外敌侵扰、流民横行、东林党争；
•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欧洲的航海家从美洲带来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有很多流入了明朝，造成了明朝的通货膨胀，经济崩溃；
• 而在气象学家的眼里，明朝所处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小冰河期，这让明朝社会出现全面崩溃。

各个学科都对明朝的灭亡做出了各自合理的解释，而今天我们就从传染病的角度出发，帮你补充医学视角下明朝灭亡的原因。

山西鼠疫的历史记载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讲过，14世纪出现了横跨亚欧大陆的鼠疫流行。山西就是当时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在《元史》里有关于这次疫情的记载。

你知道，中国古代的官修史书对于传染病的记载相当不重视。这次疫情能够被记载在《元史》之中，足以说明它的严重程度。在康熙年间编纂的《山西通志》里也提到，14世纪的鼠疫导致“人死者过半”。

而在明朝的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晚期，山西又出现了两次非常严重的鼠疫流行。具体的细节讲出来就是一场场人间惨剧，在山西很多地区的府志和县志里都保留有记载。

更重要的是，鼠疫的传播能力非常强，并不局限于山西一省一地，在整个明朝，直隶、山东、河南等很多北方省份都受到了鼠疫的危害。

在17世纪上半叶，毁灭明朝的那场鼠疫到来了。根据历史记载，公元1644年，也就是崇祯17年的秋天，山西的潞安府出现了瘟疫。

患者先是在腋下和两腿之间长出肿块，而且会伴随着吐血，之后就会很快死掉，就算是用药也没有效果。病人的亲戚根本不敢上门探望病人，以至于出现全家都死了但没有人去安葬的惨剧。

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这是他所知道的关于中国肺鼠疫最早的记载。伍连德的观点不但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而且可以和山西省关于鼠疫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

这让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明朝末年的鼠疫起源于山西，而不是从其他地方传过来的。那为什么是山西呢？

疫源地、环境破坏与旱灾

最基本的条件是，古代中国的西北地区本来就存在鼠疫的自然疫源地。通俗地说，鼠疫的病原体就在这些地区的老鼠种群中存在。如果人类和这里的老鼠接触过于频繁，自然就有感染鼠疫的风险。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朝末年的山西人会频繁接触老鼠呢？答案是环境破坏和旱灾。明朝的人口增长幅度很大，增加的人口为了讨生活就来到山西开荒，把草场变成农田，对生态环境破坏非常严重。

而且山西北部地区本来降水量就很少，旱灾是这里常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到了明朝中期，整个明朝境内经常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而山西的旱情尤其严重。

在崇祯年间，一场旱灾持续了长达7年，老百姓食不果腹，只能选择逃荒。在逃荒的过程中，草根树皮都是食物，更何况老鼠呢。因此，环境破坏和旱灾导致了食物短缺、人口流动，这就是明朝末年鼠疫开启并流行的重要原因。

赋税、流民与疫情的恶性循环

这次的鼠疫流行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传染病的推波助澜中，明朝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而听完接下来我的描述，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再次说明，传染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它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密切联系。

旱灾使得明朝北方的粮食收成很不好，人们的收入减少，朝廷能收到的税自然也就变少。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辽东地区还有清军在虎视眈眈，朝廷正需要大把花钱。于是明朝不但不减税，反而拼命增加税赋。

结果就是，贫苦的人们被迫逃荒，成为流民。有一部分身强体壮的就加入了当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军，只能派出大批军队，这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负担。于是朝廷继续收税，逼得更多的人开始逃亡，可以说是恶性循环。

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流民、农民起义军还是朝廷的军队，都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瘟疫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结果瘟疫越来越重，老百姓的生活更艰难，于是更大规模的人被迫逃荒。可以说，瘟疫在这个恶性循环的基础上，又再推波助澜。

在这样的循环中，李自成的起义队伍愈发壮大，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军队流动与消极的防疫应对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的兵源本身就来自于生活困苦的流民，其中有很多都是来自鼠疫疫区的百姓，这就导致了更可怕的后果。李自成的军队一边行军，一边促进了鼠疫的传播，因此有了这样的记载——“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这段出自《怀来县志》的记载表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后，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全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则没有疫情爆发。

当然，我们不是在评价起义军队伍的性质，只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和人们的认知都很有限，很多传染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明朝能积极地防控鼠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挽救自己的命运。然而明朝政府对于鼠疫的防治相当消极。

原本按照明朝的制度，全国都设有惠民药局。这些惠民药局在平时会储存常用药品，瘟疫流行时，能够对防控疫情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明朝政府对于这个机构不够重视，在嘉靖中期以后，这些惠民药局大部分已经荒废掉了，只有在瘟疫流行时才起到一点救济机构的作用。

熟悉明朝历史的人知道，明朝皇帝的怠政懒政是出了名的，尤其以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最为典型。他们不只对惠民药局不重视，对老百姓的生计和国家的前途也都不重视。

这就导致了当鼠疫来袭时，只有一部分官员对人们进行了救治。但这只是官员们的个人行为，明朝并没有在朝廷的政策和制度层面形成积极有效的应对。

这么看来，明朝朝廷的反应就没法用“迟钝不迟钝”来评价，因为几乎就没反应。

吴有性与《温疫论》的进展

但是，这一时期依然有可圈可点的人物，那就是舍生忘死救治患者的医生们，尤其是医生吴有性。

吴有性在救治鼠疫患者的过程中创作了《温疫论》。这部著作值得一说，在书里，吴有性对传染病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提出，在天地之间存在一种戾气，这种戾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会使人生病，但这种病也可以使用药物治疗。

虽然从名称可以看出来，吴有性的传染病理论依然和传统中的“气”关系很大，但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而且这种对于戾气的描述，已经和病原体的概念很神似。

巨寄生、微寄生与王朝的选择

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明朝的统治者因为怠政懒政没有进行什么应对，如果换一些更有作为的统治者，明朝政府怎样应对这场鼠疫才是有效的呢？我们可以从传染病的角度思考答案。

首先回顾一下麦克尼尔的观点：人类社会中存在巨寄生和微寄生，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巨大负担。当瘟疫流行时，微寄生的负担急剧增加。如果想让老百姓活下去，可以对传染病进行防控，从而减轻微寄生的负担。

但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根本无法做到这件事。因此正确选择是减轻巨寄生的负担，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样社会才能维持稳定。

更直接地说，朝廷应该减免赋税，而不是增加赋税。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有一线生机。遗憾的是，明朝的朝廷做出了最差的选择，继续压榨百姓。可以说，明朝不仅仅是在李自成、清军和鼠疫的联合打击下走向灭亡，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自掘坟墓。

然而，李自成的大军进入京城后，似乎出现了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他们并没有成为百姓的救星，而是大肆烧杀劫掠。这支庞大的军队最终也在鼠疫的助推下，灰飞烟灭。

清军入关之后，为什么没有和李自成的军队发生一场大战呢？鼠疫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回答。

总结

在17世纪30和40年代，明朝即将走向末路。旱灾让百姓缺少基本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将老鼠作为食物，这很可能是这场鼠疫的起因。而与此同时，外敌使得朝廷进一步增加赋税。

于是，劳动人民的巨寄生和微寄生负担同时加重，它们很多被迫成为流民，甚至加入起义军。而人口流动促进了瘟疫的传播，恶劣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生活进一步变差，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们可以总结说，在明朝走向灭亡的过程里，鼠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思考题

在明朝末年的传染病流行中，还有哪些人做出了贡献、治病救人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一起思考。

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明天见！